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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0 简单看到一篇文章以管仲在齐国的治国成功和孔子在鲁国的治国失败来谈论实用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儒家的褒贬由来已久，我本人也深恶痛绝，但孔子在鲁国的失败和儒家思想的失败还是有分别的。有感于此，棉花有感于孔子、耶稣、默罕默德、马克思等思想家的理论弊端，提出“社会发展可不可能是先通过实践产生一整套可行方法，然后再通过抽取核心架构来完善理论呢？” 。
个人觉得人类长久以来正是这么做的，或者说，这是理念产生的一个步骤和方式。而一个治理一个社会或国家，还是应该先有一个理念比较好，然后再在理念的基础上找到一套在开放性和约束性之间达到平衡的管理模式。
因为每一个思想家的治国理念就是建立在分析和比较他所处社会、邻国社会、他之前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社会要运行，首先就得有套规范，然后这套规范通过不断地通过试错来改进，可改到什么程度算“可行”呢？谁来跟踪、记录、总结、提炼这套方法？谁来从中抽取出合适的理念呢？这就是一些思想家前赴后继做的事情，而且往往是单独完成自己的部分，属于个体工作（不然谁最后来拍板呢？）。
所以古往今来的不同的治世之道都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之所以实践后果有别，主要也由于社会和文明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本没有绝对可行、持久生鲜的理念。还因为执行过程合不合理、彻不彻底的问题。
回到管仲，他的那些磅礴思想也不可能是自己单独获得的，他的成功和孔子的失败，笼统地说还是个人能力的差异。而孔子、耶稣、默罕默德、马克思，中间两个是宗教领袖，他们的思想并非治国之道，他们四个也都可算作思想家而已，也都受到了前人的影响（耶稣和默罕默德的思想其实是集体产物，孔子有老师，马克思也受到黑格尔等多位哲学家的影响），并能算做“独家”。
再说为什么得先有一个理念，要知道，这个世界如今不在某个政府统治之下的地方几乎没有，而有政府的地方其实就已经有治理理念的存在了。而且要从已有的理念里寻找一个可以用或者可以改进再在用的，要比重新构建一个要现实很多。拿中国的情况来说，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共产党，他们的理念无一都是借来的。他们需要借来的理念来告诉处于旧时代的人们，他的理念为什么好——而说明好最有说服力的无非是别国有成功经验。
还有一个得先有理念的原因在于，我们都知道人治是不行的，得法制，即使实际上是人治的国家，它也也要打着法制的旗号。又回到管仲和孔子的话题，文章的作者强调了管仲的多方面才华，经济政治法学教育等等，我觉得这些被夸大了，没有谁这么厉害，或者说即使懂都达不到那个领域的专家水准，最多就是博学而已。但管仲的成功主要不是因为他博学，而可能是他确实有领导才能——跟很多成功的领导一样，自己不会做的事情，也能找到会做的人来帮他做。
至于说不空的理念和约束性、开放性之间的平衡，这两个放在一起说，可能还真不得不说，好的理念可能都是看起来比较空的，谈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只有这样，它可能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又有强大的约束性，这就像现代框架建筑的那些框架，一根柱子和另一根之间可能很远，可以容纳很多空间，但同时每一根柱子都很坚实，不可以移动。
最容易想到的例子莫过于美国《独立宣言》，就拿里面开始几句来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几句看起来很空泛，但是实则很有约束性，要真的维护好并不容易。而将《独立宣言》的理念变成治国的具体方法的就是《美国宪法》（再加上第一修正案）。前一个理念和后一个的宪法无疑是美国立国之本。
说到这里，想起昨天看的最新一集《24小时》，里面那个参议员对jack说了一句话：“……有时候我们不能不承受可怕的事情，就为了坚持理想（in order to uphold the ideals），这些理想是我们国家的基石。我们怎么能领导世界，除非我们自己是好榜样。”他这句说完的时候，jack冷笑了一下，看的时候也让人觉得说教了一点，然后细下想，他还真是对的。 December 26 God blesS A在今天的sina首页上看到一则消息——“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日前撰文指出，必须实事求是地界定中国国际定位和角色，不做超出国情和力不能及的事，同时也不回避应尽的国际义务。”很显然他的着重点在于前两个不，“不做超出国情和力不能及的事”，但鉴于国情二字在借口语言史上功勋彪炳的地位，杨的话难免不让人理解为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
想起十天前看到的一篇卫报文章，作者杰米.梅茨尔谈到，金融危机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建立起来的自由市场、民主观念等意识形态受到了严重冲击，待金融危机尘埃落定之后，美国领导的战后世界将走向终结。这应该是很多人预料、希望、朝思暮想的结果，特别是对于这个国家而言。
然而，就像作者指出的，很多人对美国作为全球秩序的领导者感到不满，但是恐怕更多人根本无法明白美国退位之后，“60年来确保了和平、安全、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全球制度很可能岌岌可危”。很多时候，权力的真空要比一个并不完美的权力要可怕得多。
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的年代里，美国迅速填补了全球在制度、思想和精神上的空洞茫然，在她的领导下，欧洲、日本然后是亚洲大部分地区乃至全世界，经济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世界经济开始制度化、规范化与标准化，在此基础上的全球化才得以成为可能；自由市场、创业精神和民主思潮也随着众多从美国学成的海外学生流向世界。
虽然有越战、韩战、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糟糕的表现，但美国所鼓励建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却在维护和平、减少赤贫等很多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一些诸如民主、自由等最重要的进步价值方面，美国也是一个堪称典范的实践者和捍卫者。这些制度给许多国家提供了治国的灵感和借鉴。世界也无法承受失去它们的危险，正如杰米所诘问到的：
“虽然现在有很多国家以所谓的普遍原则（如国家主权不可侵犯）为借口，可是国际社会难道真的想回到过去的模式，政府可以在自己的国境内对百姓为所欲为吗？世界各国确实认为如果全球贸易体系破裂或国际运输通道安全度下降（中国不得不出兵索马里就是个绝妙的讽刺），它们自己会变得更富裕一些吗？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家愿意自告奋勇，支付自己应摊的份额（中国现在支付联合国的费用约占2.7%，而美国约为25%）以维持联合国运转，或是愿意有意义地位调整后的国际金融机构或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提供资金吗？”
很显然，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良好的回答，在有国家愿意挺身而出并且能真正的承担责任之前，大家还是最好期待美国可以顺利度过眼前的危机，并继续在她所在的位置上戴上那顶其实并不舒服的王冠。 December 15 无冕之王
跟人聊起荷兰足球的话题，作为公认的无冕之王，荷兰为什么未能在世界大赛上更进一步一直是个很悬疑的事情。讨论的最后可能归结于跟其民族性格有关——荷兰人过于自由和宽容，以至于有时候显得太随性且进取心不足。荷兰人肯定不喜欢把足球比作战争这样严肃有余、艺术不足的说法。没有世界冠军，或许他们也不会太介意。 荷兰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国度，她在欧洲历史上很多时候就是充当一个救生舱，当异教徒、艺术家、哲学家、贪污犯、起义者、同性恋、倒台领袖在别得地方混不下去的时候，就逃亡荷兰。比如笛卡尔、安妮.弗兰卡、斯宾诺莎、扎加耶夫斯基、威廉二世、威廉三世…… 阿根廷也充当过类似的角色，那就是荷兰都没法呆下去的二战，以及南美其他国家也在闹革命的时候，比如贡布诺维奇（波兰人）、胡安.鲁尔福（墨西哥人）、泰戈尔（印度人）、保罗.科埃略（巴西人）等作家都曾在阿根廷生活过。 很有意思的是，基本上每个大洲都有一个这样的文明和思想救生舱。南美——阿根廷；欧洲——荷兰；北美——墨西哥（已经不记得有多少部电影提到墨西哥是犯罪者的流亡天堂了）；亚洲——印度。 如果没有这四个国家，如今这个世界的多样性无疑将会非常非常严重地受损…… December 08 蓝色对于任何庞伟的典籍而言，很容易找出两个截然对立的观点，然而很多时候，人们只会援引其中一个，并且认为那是唯一的。柏拉图的精神之爱的观点竟然被同性恋以及为同性恋争取生存空间的人作为那位伟大的哲学导师推崇同性恋的理由。然而，事实却是，柏拉图那个精神之爱的“爱”和爱情的“爱”不是一回事。与其说柏拉图推崇同性之爱，不如说他对女性的弃绝太彻底。 他的中心哲学观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含有宗教神秘主义和道德禁欲主义的特征，同时，他也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一样，视数学——这种既真实又虚幻的学科——为万物的本质。柏拉图对真实和虚幻的界定和我们理解的相反，他认为理念是真实的，而我们所见的世界只是影子。在他看来，人首先是精神存在物，生物性的东西不重要。 由此而来在情爱观里，他弃绝肉体的价值，以及随之而来的血缘关系——而这是那个年代女性产生的最大效果。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他有一个很厉害的母亲以及母亲背后一个无法超越的家族——他母亲是雅典立法者梭伦的后裔；比如他尊敬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老婆珊迪珀是个雅典知名的悍妇；比如在他的理想国里，女性所代表私人空间根本没有多大价值；比如女性作为的非理性象征实在难以驾驭…… 这一切都让他不喜欢女人，而世界上除了女人，只有男人可选，仅此而已。我相信他并不是天生的同性恋，如果他生活在现在，见到女性也受到高级教育并且颇有建树，他也未必会推崇同性恋。其实为同性恋争取生存空间未必需要这么多论据，因为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已经有了，那就是基因决定论——虽然这不是所有同性恋之为同性恋的理由。但将同性恋视作基因决定的正常现象是有益的，因为正常的东西都不需要特别关注——而这或许才使同性恋最需要的东西。 November 09 死囚“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南京市人民法院对你的死刑判决，本院今日将对你执行死刑，你现在还有什么遗言？”铁栅栏的这一边，一个身着法院制服的工作人员问。
“遗言，没有”，铁栅栏的对面，死囚回答。他的回答很快，几乎是在询问者话音刚落便脱口而出，语速快且平稳，“遗言”和“没有”两句紧连着。很难看出他是真的没有，还是出于这个国家大多数普通人身上具有的那种因长期缺乏交流、惯于独自承担与消化苦难、不愿轻易给他人带去不变、不善于寻找借口与自我解脱所带来的抵拒、隐退、下意识否认。 他大概四十岁左右，圆脸，皮肤黝黑，身材是那种常年体力劳动带来的平庸的壮硕。他被指控杀害了四人——被他怀疑出轨的妻子及妻子的不轨对象，后者的父亲，以及一个在他行凶时出言相劝的路人。法院认为他的“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这样的表述似乎隐约表明，后一个特别比前一个特别更加特别。 仍然是在那个栅栏后面，记者问他是否感觉很内疚，他回答：“对死者的家庭造成了重大的伤害，我在这里……他们有机会看到，我给他们说声对不起。”仍然是很平静的语调，透射出一种未经修饰的诚恳。 在身份核准的时候，他哥哥嫂嫂进来了。新闻解说说，“或许想到了未成年的儿子和年迈的母亲，或是出于对生的留恋，苏育武（死囚的名字）动了容。”他泪流满面，但没发出哭声，房间里唯一的哭声来自他的嫂子。他不断地作出类似吞咽的动作来克制自己的情感，仿佛那样能把眼泪束缚在眼眶之中。最后的相认是短暂的，在他的眼泪仍在不断用出的时候，他的哥嫂不得不离开了。“那我们走了啊”他嫂子说，她一边走一边哭泣，一边抹泪。 他立刻手足无措地站起来，向哥嫂作出鞠躬的动作。“那我们走了啊”他哥重复了一句，镜头里看不到他哥的面孔，从侧后方能看到他戴着眼镜，说话的声音反而听起来要比弟弟利落一些、年轻一些，他或许是个老师。在向两三米外门口走去的时候，他哥伸出右手向他作别，嘴里出说了弟弟在人世所能听见的最后几句话：“走了啊，好，好，来生见啊”。 他哥最后这句话的强调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从容与随意，吐字清晰，断句利落，收尾音“啊”高亢有力，就像晚上下班途中给一个人打招呼说明天再见。 September 26 帝国的秘密看到一篇奇文，千古奇文，作者是徐其耀，前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因贪污受贿两千余万元而被判死缓。在侦查中发现了他关于146个二奶的日记，还有一封写给上大学儿子的信。这封信即兴创作，有感而发，但却用朴拙精炼的语言道出了整个国家运行的秘密。他以短短千余字将整个官场仕途解构得清澈见底，如此功力，足以让当世华文届作家们颜面尽失。以下是书信全文链接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cat_id=27&log_id=8331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被这样震撼过了，其论述之鞭辟入里，堪称千古绝唱。它足以对任何同类文章都构成了绝杀，绝对的死角，任何希望走上仕途之人，只需稍学一二，其前程当无可限量矣。徐大师洞若观火，思想深远，马基雅维利再世料也不过如此，真不愧是大师中的大师。贪污两千余万而未立即执行死刑，也足见我们的领导爱才之心，如此天生官才，足以堪称时代丰碑，成为所有父母官膜拜学习之对象。至孔夫子殁，中华民族明灯尽灭，于黑暗中苦行千年之后，如今再得天赐贤师，真可谓民族之幸。
那8条箴言，字字掷地有声，读过之后，至今在我脑海里回荡不绝。尤其第六点关于中国社会本性的论述，更是匪夷所思、振聋发聩、无可辩驳，古往今来能有此洞见者，大师之外，恐也只有开国领袖毛润之了。两位没生在同一时代，实乃历史之憾。如此惊世才华，联想起颇受妓女们追捧的柳三变，不禁让人做如下推断，那一百四十余位二奶们，恐怕并非为钱屈就，而实为仰慕大师的睿智。
幸好本人早已立志远离官场，如今看来，也算小小英明，不然以在下区区悟性，恐怕百转千折也悟不出此等法度。今日有幸拜读到大师巨作，定当毕生谨记，大师开慧之恩，无以为报，仅有再拜了……
“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
——徐其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江苏省建设厅厅长） August 26 宿命1933年初，经济危机在大西洋两岸登陆，欧洲发生了德国危机和银行危机，大萧条在美国达到了顶峰。整个世界陷入了迷惘，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言，“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在这样的气氛下，知识界的气氛改变了，成千上万的人观念开始转向，他们越来越相信，简单、温柔的方式不能拯救世界，他们开始相信卡尔.马克思在1848年所预言的那种社会彻底革新。
在凄凉绝望下的孤注一掷孕育出了日益膨胀的傲慢与自大，很多人开始热衷于谈论并实践左右世界的方向。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幻想出的思想，以其颠覆性、鲁莽与梦幻攫取了知识界的目光。对于饱受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之苦折磨的他们来说，安全要比光荣与独立性更重要，他们期待一种更有力、更紧密、更繁荣的制度的出现，他们认为唯有这样的制度才可带来富裕与尊严。
于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共chan党。阿里斯泰尔.库克曾描绘过这群人，他们是才华横溢的1925年左右毕业的大学生，和年龄较长的人相比，他们受萧条影响更深，更缺乏通过个人努力取得成就的机会。
这不仅让人想起中国的情形，在二十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里，也有大批才华横溢的海内外大学生、知识分子聚在一起，结盟立党，共谋救国救世，那是个真正的荡漾着纯真理想主义的年代，陈独秀、鲁迅、梁实秋、胡适、周恩来、孙中山……他们无论左右，都怀着鉴定的理想，并且无所顾忌毫无保留地为之付出智慧、激情、孜孜不倦甚至生命。那也是个大师辈出的辉煌年代，那个年代所产生的久远影响几乎又继续荫蔽中国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建国以后，也有无数海外知识分子先后回国投入国家建设。
然而，从上个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到如今，知识界的风向标再次发生了偏移。这个国家的制度和其领导机构，似乎一夜之间丧失了勇气、神圣感、理想主义激情，曾经的魅力消散殆尽。而一个再也无法激起一个时代最优秀的年轻人的热血和向往的组织，其结果，必然是滑向平庸、缓慢与腐朽。更为悲哀的是，这个庞大的组织早已冲入了一个不容调头的单行道。作为挑战者与革ming者的他们，如今成了迫切希望证明自身合法性与维持心脏跳动的统zhi者，作为失去了先知与英雄魅力的他们如今所能做的只是通过激起更广大民众的民族zhuyi来维持其立足的基础面。
他们几乎将自己变成了流行商品，廉价、浅薄、不痛不痒，尽量贴近更多人的审美观。然而流行风尚总是短暂的，追求流行的人也总是易变、挑剔、缺乏忠诚。于是，他们总会发现自己忙碌、疲惫、低效，并且陷入到一种担惊受怕、神经过敏、患得患失的窘境。在偶尔的喘息间隙，他们会追想，曾经的世界不是这样的……
对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些加入共产dang的知识分子，最后几乎又都又脱离了gangchan党。诞生于临时性的事物永远不会具有永恒性，这也是宿命。
August 12 史无前例刚才打开QQ的时候，腾讯弹出广告框，以前都是直接关掉的，今天鬼使神差地看了一眼，结果看到两则令人五味杂陈的新闻。
 这个女人叫刘岩，本来该是她在开幕式上表演《丝路》的，不幸离开幕式只有十天的时候在彩排中摔落，摔成高位截瘫……
这是她在医院的照片，在笑容背后，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明白高位截瘫意味着什么……
 这是另一张照片，开幕式上一个啦啦队员因为长时间站立和鸟巢闷热而晕倒，几个外国人抬她到场边的画面。
这张照片如今被阐释成奥运友谊的象征，所谓“靓丽的注脚”——不知道想出这个词的人是如何做到这么淡漠轻盈、冠冕堂皇的……  这场史无前例的开幕式，还真是不应该被遗忘…… August 05 开幕式qin去看了奥运开幕式彩排，她说：
“看了张艺谋老的开幕式（彩排），看到一个国家讲述自己的故事，先是漫长的千年历史（当然还是完全以集体压倒个体脸孔的历史），到了清代，毫无过度地，跳入当代，然后像蜻蜓点水之后，一下子跳入未来的太空幻梦。” 照这几句话看，张艺谋应该是受了多哈亚运会那个炫目而精彩的开幕式的启发吧，学着开始讲故事。可问题在于，就像她接下来评论到的，“太过轻盈了，太过轻盈了”、“对近代历史的回避”……看来我没必要看开幕式了，又或者，以一种诊断的眼光去看…… 毫无疑问，张艺谋是没有能力讲好故事的，他没有这方面的积淀，摄影师出生的他擅长的只是拼接形式。以他近些年的表现来看，他也没有那个愿力和心态去聆听一个国家真实的内心。而且不须说张艺谋没这能耐，即使有能耐的人来了，也一样做不好，因为这个国家不会给他们自由的创作环境。当时候选人不是还有李安么？拍个色戒都快被当成罪人了，他恐怕还得庆幸没来掺和了。
比如回避近代史这个问题，看看国内的电视、电影，几乎无法看到一部作品表现出任何切入现实的能力。仿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是路人、旁观者、旅客，而不是主人。所有的人都麻木地生活在一种naipaul描绘过的“临时性”里，对发生在周围甚至自己身上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噤若寒蝉。每个人都以为眼前的沉重、荒谬的日子不会延续太久，总以为将来会发生完美的转变，可事实上，一个时代的未来是这个时代现今的人创造出来的 索尔仁尼琴昨天去世了，继美国的良心苏珊去世之后，俄国的良心也撒手人寰，中国的良心在哪里？ July 30 798在一次访谈里，奈保尔提起他早年令人窘迫的拮据，那应该是他离开特立尼达在伦敦求学和刚毕业的那段时日。对于一个来自偏远的印属殖民地的小镇青年，在一个伦敦那样的世界之都，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现实压力一定非常之大，那一定会深刻地影响到作家的生活，甚至内心——至少我以为会这样。
然而，从1957年的《灵异推拿师》到2004年的《魔种》，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里，奈保尔的文字和他文字编织出的主题，却严肃地、不偏不倚地行进在同一条轨道之上。同样的犀利、疏离、忧伤、博厚。
这不仅让人想起1969年博尔赫斯在其再版的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的序言里所写到的：“我发觉1923年写下这些东西的那位青年本质上已经就是今天或认可或修改这些东西的先生......对我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包容了我后来所写的一切……”。
跟一个朋友谈论起798，她提起了生活在哪里的那些挣扎的、郁郁不得志的艺术家们，并坚信艺术的商业化进程可以给那些潦倒的艺术家带来希望和机遇。我很难认同这一点，艺术家的支票簿和他们产生出伟大的作品并非正比关系。史上绝大多数最伟大的艺术都是由最贫困不堪的艺术家所带来的，这绝非偶然。
尤其不应该忘记，大概60年前，正是一股商业化、贵族化和郊区化，格林尼治村衰落了，随之衰落的便是波希米亚精神以及一批批被放逐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们——曾经的村民，因为挑剔的赫尔墨斯眷顾的永远是少数人，而多数人注定无法承担起商业化所鼓动起来的高租金房屋、更贵的咖啡、更贵的餐馆。
即使不是令人绝望的贫困，贫困也是波希米亚教义的一部分。就像马尔科姆.考利所言，“我们到哪里去，是因为那些生活费用低，因为我们的朋友已经到了哪里”。那时的格林尼治，五毛钱可以买两个人的早餐——鸡蛋、黄油、一只面包、一杯柚子汁；那时的格林尼治，你可以随便像隔壁桌的客人借五毛五分钱买一瓶最便宜的雪利酒，然后一起痛饮。
商业化之后，极少数人进入到了辉煌的别墅，而他曾经的大多数朋友们却被赶向远方，再也没有人同他在街边咖啡馆谈论提香和叶芝，他只能去高贵的俱乐部孤独地买醉——这是格林尼治最后的结局，也是我对798想到的最可能的结局。分别只是，提供低租金住房和廉价餐馆的格林尼治村维持了75年，而798可以维持多久？商业只会让温情紧密的人际关系分崩离析，把人分类囚禁在不同层次的监牢里。
在印度神话里，毘湿奴大神有两位妻子：财富女神吉祥天女拉克希米，以及智慧女神辩才天女萨拉斯瓦蒂，这两位妻子自然水火不容——在印度人看来，这显示了知性跟财富很难并存，你必须在两者间作出选择。如果这种天启式的的隐喻还不足以说服人的话，那么，阿兰.德伯顿在《幸福的建筑》中的这几句话则更透明地阐明了与印度人所洞悉的相似的秘密：
“或许在我们生活最成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最容易接受美的事物。我们最消沉的时刻反而为建筑和艺术提供了最佳的入口，因为正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对理想品质的渴望才最强烈。”对于艺术与知性的敏悟，往往需要深渊般绝望的内心去承载，唯有一颗掏空的、纯净的、一无所有的内心才可接触那最丰盈、最震颤、最圣洁的美。
正如西蒙娜.薇依所言，正是在痛苦与精疲力竭中，灵魂才达致永恒。
July 28 傲慢的缓慢我总记得奈保尔笔下那个印度女人，她蹲在地上，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一片碎步，清理着河堤，她一点点的擦拭，需要很久才能挪动一下。她一下午的工作，可能只需要一个男孩拿着大扫帚挥两下就可以了。她身上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缓慢与低效，她的存在、延续、心安理得里有一种对这个疯狂世界的巨大蔑视。我带着尼采式的、冷血的审美态度欣赏她以及她背后的那个国家。 我希望自己洗澡的时候可以做到类似的缓慢，手指抓着香皂，在皮肤上缓慢地涂抹，然后伸出食指在涂过香皂的地方摩擦，起泡、变滑、一寸寸挪动……然而，我做不到这些，只要思绪稍微偏转一下，手掌已经下意识地一下子从膝盖到脚踝。本想以缓慢表达一种对时间的傲慢，谁曾想减速比加速更难。时间包围着我，它可以在我不经意的时候发动致命一击，击倒我，将我拖入它早已为我设定好的节奏里。 这是一个big big world，而不是很多个small world。在大世界里，人们互相粘附、拉扯、联系，像雪花一样裹在一起，到最后谁也无法控制雪球滚向何方。 1630年，英国国王那个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严格执行“贫民法”，后来改委员会又颁布 了一些列“命令和指示”。它建议起诉乞丐、流浪汉以及一切以游手好闲为生而不为合理的工资工作的人、在小酒馆中胡乱度日的人，依法惩治他们，将他们投入教养院。它要求调查那些携妇挈幼者，查清他们是否举行过婚礼，其子女是否受过洗礼，“因为这些人像野蛮人那样生活。不履行婚礼、葬礼和洗礼。正是这种放肆的自由是许多人乐于流浪。” 想起那些昼夜游走在广州、上海、北京大街上盘查人暂住证、身份证的警察们，他们也接到了类似的命令，留意那些看起来游手好闲的人，因为后者意味着某种不稳定因素，某种威胁。可事实上，后者大部分不过是一些被社会所威胁的人、失意的人、对命运充满迷惘与忧虑的人、仅仅是想游离于正常社会之外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游手好闲是最恶劣的行为，因为它像是在伊甸园里那样等待着自然的施舍，强求某种仁慈，而人类自亚当以来已无权提出这种要求。在堕落之前，傲慢是人类犯下的罪。自堕落之后，游手好闲是人类傲慢最极端的表现。”福柯将人们对游手好闲者的憎恶视作一种道德与信仰问题。其实，这只不过是人类又一次地在替那个并不存在的上帝行使意志，受到游手好闲者冒犯的不是上帝和信仰，而是那些孜孜忙碌的人——他们发现，那些游手好闲者怡然自得的时刻令人嫉妒、迷惘无助的时刻自己也未曾幸免。 “有些人由于缺乏经验或麻木不仁，自以为感觉很健康，嘲讽地或怜悯地避开这样一些现象……可是这些可怜虫没有意识到，当酒神歌队的炽热生活在他们身边沸腾之时，他们的‘健康’会怎样地惨如尸色，恍如幽灵。”尼采的话会令十天后那场虚假盛会上的人心惊胆战，在尼采、酒神歌队、游手好闲者看来，它是如此地冗长、浮夸、喧闹、令人精疲力尽…… July 23 盛会学校有一个班。
一天，班长突然决定组织一场年级体育邀请赛。
于是他在没有征得大部分同学同意的情况下，从班费里拿出一笔数量不明的钱，让体育委员、学习委员、团委书记等牵头组织比赛。
因为动用了一大笔班费，所以活动也组织得有声有色，比赛用具、场地、奖品、宣传海报，都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组委会动用了庞大的宣传攻势，以至于这场邀请赛已经校内闻名。
为了保证邀请赛圆满举行，邀请赛组委会还加强了对班级内的舆论引导，所有同学必须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迎接这场班级盛事的到来——包括那些对这场比赛事先毫不知情、毫无准备、毫无兴趣的同学。
组委会认为，通过这场邀请赛，肯定可以极大地提高班级的校内声誉、凝聚力以及彰显班级的巨大进步。所以，每个同学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
凡是对比赛持有消极态度的同学一律收到班级领导的批评，甚至记过处罚。
邀请赛还特别在校内进行了巡回宣传活动，组委会通过与其他班级干部的“沟通”，取得了友班的积极配合，整个巡回宣传总得来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除了少数流氓班级的部分流氓同学发出的杂音。
在全班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邀请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说可以堪称学校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班级邀请赛。
邀请赛过后，班级内举行了盛大的表彰大会，表彰在组织活动中表现出色的同学，其中大部分是班委干部。
比赛后不久，有传闻组委会里有干部在整个组织过程中谋取巨大的私利，这些传闻在获得表彰的班委干部的先进事迹巡回演讲声伴随下，愈演愈烈。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转移了同学注意力，而这些传闻也很快被忽略了——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班里的主要工作都转移到了比赛组织上，包括班委干部在内的大部分同学学业荒废，在接下里的考试里，整体成绩一落千丈…… July 01 泪干血未隐在给短信打好最后一个句号之后，我并没有按发送键。在收获朋友的抚慰与独自愤怒、悲哀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实在无法忘记论坛因十六大关闭那一天，小美跟我说的那句“好悲哀啊，燕然”。燕然是我在那个论坛的ID，也是她那时唯一熟知的我的代号——现在她知道了我的名字。
她在韩国上学，自动化博士，当我得知她这个专业的时候吓了一跳。这个可爱到会在我说她不可爱的时候争辩“我已经可爱到爆了好不好”的女生，实在很难和机械臂、发动机之类的铁家伙联系起来。她跟我是因梅西而认识的，她是梅西版版主，每天都会花几个小时翻译梅西以及阿根廷相关的新闻。她翻译的新闻质量好、数量多，sina的体育版就经常转贴她的新闻。
尽管梅西在巴萨和阿根廷的比赛，她几乎一场不落，她其实对足球本身的感情很有限，她极少纯粹的谈论足球，对于她来说，足球只是等于梅西。她坚持翻译、管理新闻组、更新页面、因为足球生气或欣喜，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因为梅西而已。可尽管这样，在有一天我对梅西的受伤表达了悲伤之后，她却跟我说，“你对梅西的感情太深了”。
我想当然地以为她的这种判断是基于在梅西受伤这件事上我表露感情的言辞更为细腻、更为文艺化，就像我曾一度以为她某些时候的大大咧咧只是因为她出生于东北。这两个想法都错了，她只是有自己独特的标准和待人方式。她其实在很多方面比我想象的要成熟和深思熟虑，比如在对待朋友之间分歧这件事上，某些时候必须要学会“搁置争议，寻求共识”，这一点，我就是从她哪儿学来的——在那之前，我刚刚因为寸土必争、过于较真而失去了一个本可以成为朋友的人。
地震后的几天，无意中跟她谈起关于政府是否应该早点放国外救援队进来的事情，她给我发来一些国内网站看不到的新闻。我还记得她漫不经心地评论到“难道全世界都是傻瓜吗？难道人家都是故意作对的？”，我感到一阵讽刺，连一个寻常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女孩子都能看出的问题，某些人却视而不见、不敢面对。
虽然我认同林语堂说的，如果外交官多为女人，世界上就很难发生战争。但政治毕竟还是一件很脏的事情，出于周国平反对女人沾染哲学相似的怜香惜玉，我更多地还是倾向脏活让男人来做（虽然悲哀的是，男人看起来很难做好），基于这样的原因，在今天得知的关于瓮安的事情后，本来想找她给我搜集些相关的国外报道的，后来还是忍住了，将同样的要求发给了一个男生朋友。
ZF今天已将事件定性为打砸烧事件，这实在太拿天下人当傻子，真是太可笑了，藏民事件之后，打砸抢烧看起来会成为今后扣帽子的首选理由。国人出了名的逆来顺受、胆小怕事，什么样的冲动会让他们敢于去对抗ZF，而且还是县公安局？而且为首的有很多都是中学生？某事件的二十周年纪念日刚过，难道又要制造一起残害学生的事件？地震刚刚夺走了几千条孩子的生命，难道还不够？
除了第一段提到的那个感叹，她还向我叹息过一件事，那是地震之后，“好可怜啊，那些孩子……”她说。我越发觉得不跟她提起瓮安的事件是对的。孟德斯鸠有句话，“当你在一个国家里看不到任何冲突的结果时，你就可以确信这里没有自由”，对于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某些事，我早已不再期待什么冲突的结果，因为我知道，这儿没有结局……
June 30 中国速度尤利说，从国内寄东西到英国，联邦快递要两三天，DHL要四五天，而EMS则是7天到无期……
我想这是有缘由的：联邦快递的代言人是超人，DHL的曾是F1车队的佐藤，而EMS则是刘翔…… June 22 什么的开始泥道两边整齐的秧苗、屋外老式手压抽水井、小男孩因腿不够长而斜挎在自行车上骑行、清澈泉眼里的蝌蚪、规模不大但欢声笑语不减的乡村小学……这些正在逐渐远离、退隐的记忆突然又鲜活过来了，因为《龙猫》。从未想过会在一部诞生于20年前日本的动画片里看到这么多儿时熟悉的场景，这一刻，仿佛京都旁那个不知名的小村子才是我的家乡。
前些天和朋友说起90后的孩子们，我讲过这样的话：貌似90后这些孩子要比80后的那些人小时候生存的环境更复杂，回想起我们小时候，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还是享受过一段不长不短的纯真岁月的。而现在这些孩子，基本上生下来就面临着一个垃圾与噪音笼罩的时代，看看如今包裹在小孩子周围的东西吧，说教的课本与师长，乏善可陈的媒体，满街的丑陋建筑，浮躁的社会心态，扭曲、混乱的价值观念，浑浊的空气，污染丛生的食物，前所未有强硬的生育政策造成的孤独环境，整个家庭的巨大压力，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强大竞争……
这个已经移民澳大利亚的姑娘听了我的这些话，说，这些90后的孩子挺可怜的。我本来想说，考虑到这个国家所正面临的和即将遭遇的巨大挑战，也许他们最可怜的时光还没到来的，想想还是忍住了。q在她的博客里准确地预言了油价的上涨——我将之称之为预言，她纠正说，这是推测，只是没想到来的这么快。她还有句话，“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的开始，但它确实像是什么的结束。” 她的话让我想起了彼得.德鲁克在《旁观者》最后说的一句话——“纯真年代结束了”，他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是在1941年12月7日，在那一天，日本偷袭了珍珠港。
德鲁克将20世纪30年代末的新政时期视作美国的纯真年代，虽然那时候大萧条尚未完全消退，但他坚持说“那时的美国宛如沐浴在纯真之中”。对人关怀、热心助人和勇于行动，这就是德鲁克眼里的美国人面对大萧条所作出的回击。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的大部分日子里，中国也曾有过类似的纯真流露，但遗憾的是，来得快，去得也易。如果真的如Q所言，什么要结束了，那真是令人悲伤，因为，这个国家的纯真年代甚至还未开始……
“现在的年轻人在失去纯真，这个社会在失去纯真。”，前段时间看到许知远难得地在镜头前这么说。他用了硅谷以及旧金山文化的例子说明纯真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纯真是一种反叛的文化，而反叛是产生真正创造力的源泉。对比德鲁克和许知远所使用纯真的方式，会发现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在德鲁克那里，纯真是一种和煦的氛围，而许那里，纯真却成为一种挑战的精神。两者看似不同，但却实为一致——在美国、准确地说新政年代，纯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而在中国，纯真却恰恰是那种稀缺且正在流失的东西。
我真的希望我的预测是错的，Q的预测也是错的，而且即使我们都对了，这个国家真的在十年左后（希望不会再提前了吧）进入到一个衰退的时期，但愿这种经济上的衰退不会成为一种文明上的黑暗。美国人从大萧条里收获了更强的社区意识、对共享价值的强调、生命的喜悦和共同的希望，战后的日本从封锁和灾劫里学会了反省、自我牺牲、坚忍的信念和世界眼光，他们都做出了伟大的榜样。但愿这个国家也能做到。
二战之时，即使最乐观的人也无法预言，大战之后的世界经济是否有一点复苏的可能。从德鲁克这句话里，应该找到永远存续希望之必要。 June 17 还能怎样丑话早就说在前头了，地震不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任何觉醒和反思。果不其然，我的预言惊人地准确，现在媒体真的开始闹腾表彰大会了，解放军英雄、儿童小英雄、优秀志愿者，军人和志愿者我不想多说，但是他妈的地震中遭遇不幸的孩子什么时候开始需要承担起社会教化的功能了？将惊魂未定的孩子粗暴地推到聚光灯前揭其伤疤，还他妈有没有人性了？
晚上看到一篇博客，作者大概是位建筑师，刚刚从都江堰市政府召集的灾后规划咨询国际论坛回来，大量的海内外建筑师和规划专家们齐聚都江堰，准备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可伟大的都江堰市政府竟然将众专家们带往他们规划中的旅游产业区、高新产业区，指点激昂，灾民安置、社区复兴则只字未提，当有人提出要参观受灾学校的时候竟然还遭到拒绝，而当地的媒体正高调地全球征集重建方案……
在文章的最后，博客作者评论到，“我以为，巨灾会震醒他们麻木已久的人性关怀，那些痛不欲生的眼泪，能冲刷掉地方官僚心窍上蒙尘死灰。错了，人伦惨剧的悲声，在政绩需求面前依然无需理会，乌纱帽和民生福祉的选择，天平的指针毫不犹豫地偏向官僚的前程。如果连这样国殇大灾都唤不回体制人性一面的话，那需要什么才可以呢。”
需要什么才可以？奈保尔三十年前就在《受伤的文明》里说了嘛，“一个衰败中的文明的危机，其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更迅速的衰败。”难道这个国家真的要去亲身证明非得如此吗？
在总结过往朝代衰落原因的时候，易中天提到过庞大的官僚阶层是中国历史个朝代的真正问题核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天是有增无减，如今这国家的官员比例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其产生的巨大惯性自然也是无出其右。以官僚集团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阶层挟庞大国家机器之利，抗拒着所有可能的实质性改革。这不禁让人想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戴蒙德从技术方面生动地说明过这种既得利益会如何造成无法想象的长远影响：
此刻我打字所用的标准键盘，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谁也无法想到，它是1873年作为一种反工程业绩而设计出来的。它使用了一系列旨在迫使打字的人尽可能放慢打字速度的故意作对的花招，如把常用的字母键全都拆散集中在左边（让用惯右手的人必须使用左手）。而这么做的真实原因是：如果在1873年发明的这种打字机上连续快速敲击相邻的键，会使这些键互相卡在一起，所以设计师不得不使打字的人把打字的速度放慢。
当打字机的改进解决了卡键这个问题的时候，1932年对新设计键盘的实验表明，它可以成倍地提高我们的打字速度，把我们打字所花的气力减少95%。但已为时过晚，因为到那时，标准打字机的千百万个打字员、教打字的人、打字机和电脑推销员以及打字机生产商的既得利益，60多年来压制了提高打字机键盘效率的所有行动……
这个故事听起来荒谬而滑稽，然而它却是真实的，这个国家庞大的官僚系统以一种怪异而危险的方式机器低效、无情地运行了半个多世纪，也是真实的。
June 11 垂朽的年代一万年太迟，只争朝夕。对于快乐，阿贵这样评论。
他上大三，论坛里认识的一个朋友，很单纯的一个男生，也很好玩，他会用“谁掌握了经济关系谁就掌握了主动权”来解释为什么他妈妈让他整理房间的时候他无法抗拒。他的签名是玻利瓦尔的一句话，“美国注定要以自由的的名义给整个美洲带来苦难”，典型的左派家伙。而我这个极端右派，在他看来并不坏，因为我“有良知，不像一般的右派那么无耻，是属于可以争取过来的右派”，而我也认为他是可以感化的左派。正是由于我们对彼此怀有目的，所以聊天的时候总有很多共同话题。
“你为什么不看欧洲杯？”昨晚他问。
“我要尽量把足球的热情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我说。
“为什么？”他对我的解释有点寒。
“因为足球是个确定性太少的东西啊，可以切实掌握的东西太少了。”一个人开始注重效率，八成是受到了时间的挤迫，虽然有时候自己都不会意识到。
“还有不到二十五天就放假了”他似乎感觉到了上面那句话里的时间感。
“很好啊，还有暑假。”
“哎，马上就没了，大三马上就要结束了。”
“晕，还早呢”我以为他已经大四了。
“快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说出了最上面那句话。
“杨德昌有部很著名的电影《一一》，里面有个小女孩，电影最末的时候有句台词——我才七岁，可我觉得我老了……她这种感觉，当然来得比我早很多，但是我有这种感觉也好几年了…… ”老实说，我没看过这部电影，只是忘不了这句台词。
“任何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很难说是一种伤感还是对人生的感慨 。”他在这句后面跟了一个流泪的表情。
“有时候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平庸、窒闷的时代 ，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值得去争取…… 而上个世纪，先后有物理大飞跃（相对论）、辛亥革命、一战、全球感冒病毒爆发、电影业诞生、美国大萧条、二战、美苏对抗、越战、中东战争、文革、日本崛起、亚洲四小龙崛起、中美建交、信息时代来临、海湾战争…… ，几乎每几年都有世界性影响的事件发生。我甚至感觉20世纪那样的伟大世纪永远不会有了，上个世纪蕴含了太多的变革和冲突，重组和整合…… ”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在脑海里搜索过去的十年发生了什么，似乎911已经是最大的意外——而这，恐怕连刚才提到那些事件一件也比不上。
“不错了”他的意思是认同，于是发了一个更大的哭泣的表情。
我们没有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西班牙的比赛要开始了，我放他去看比赛，可这个未完的话题却今天一整天在我脑海这里萦绕着。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或者小一些，我们生活在怎样的国度？这个国家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就发生了很多不同寻常的事件，雪灾、藏独、火炬传递引起的抗议与拥护、汶川地震以及正在发生南方水灾，这些事件，当它们发生的时候，似乎每一件都有着全国性影响力，但高潮过后，又迅速地被另一件所覆盖，一浪接一浪的喧嚷、报道、关注让人们开始疲惫、麻木、迅速地遗忘，就像住在铁轨边的居民所经历的从最初的失眠到最后的酣甜，所有事不关己的外部事件都变成了耳边吹过的背景音。这个国家的数千年来练就自我恢复能力，足以让她可以消化任何惨痛的灾难。
埃德蒙.威尔逊在谈论象征主义的时候，提到兰波、普鲁斯特、瓦莱里、叶芝、乔伊斯等诗人，他们对19世纪的世界毫无归属感，事实上不仅是他们，被此起彼伏的大战折磨得精疲力尽的欧洲人都没有多少归属感可言，他们对政治感到绝望，连带弃绝了所有将个人组织成社会单位的思想——军队、党派、国家——为着共同的理想而战，为了完成某个使命而努力，他们对这一切感到厌倦极了。
某些时刻，对于如今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着相似的感觉，尽管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去为圣火加油，加入抵制某国商品的队伍，但在这些姿态感的行为背后，似乎所有的人又都是漠不关心的——如果真的关心，不该对他们所作所为的认识保持如此的无知和浅薄，也不该不明所以地愤怒地拒绝所有试图讨论和质疑的努力。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狂飙突进之中，他们不在乎此刻的意义，但又不知道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尽管内心充满焦灼、不安、疑问，他们仍然以一种自己都不信任的期待感延续着，延续着……
June 04 乌托邦阿妖发来一个故事，被装饰成很凄美那种爱情故事，然而看了却没什么感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故事开始不再能打动我了。也许因为说到底，爱情不过是个自私的事情，没有更广泛的价值；而且也仅仅当事人私人的选择，很多时候这种选择还极不理性。她也有类似的看法，而且还将爱情成为“被允许的发疯”，一种被社会价值认同的发疯。她无法理解为什么爱情会是今天这幅样子——被古今中外的诗词歌赋赞美得神圣不可侵犯。
想了一会儿，告诉她也许有以下这些原因：
人类历史上因爱情而死的人要远远超过战争； 在某些国家和社会，婚姻成为很多人、家庭甚至家族改变阶层地位的最大桥梁或者终极手段； 在大部分国家里，一个男女家庭所要承担的税负要远大于两人分开的时候的税负相加，这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现代婚姻的国家认同； 在导致人陷入疯狂等极端状态的的各种因素中，爱情要远超过毒品、咖啡、酒精、香烟、宗教，也就是说，很多思想和艺术由爱情的激发而来； 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爱情中的满足（包括性爱）是他们人生中能够获得且相对容易获得的最大快乐，因为大多数人注定无法建功立业、发明创造； 爱情也是所有人生奖赏中最富有平等精神的，平凡还是智慧，落后还是繁荣，卑微还是高贵，一视同仁地人人皆可拥有； …… 所以说，尽管爱情本身价值可疑，但其副产物却非常庞大，从促成社会内部演化、资源再分配、打破文化沉闷、刺激个体意识、滋润寻常生活、制造平等幻象等方面来说，爱情的确有很多被歌咏的理由，婚姻自然也顺理成章地被大多数文明所推崇。于是，爱情或婚姻（这两个某些时候已经像政府和国家一样已经被有意地模糊得难以分清了）成为了一种维持个人以及更关键的整个社会正常运转下去的理由，它成了一个最具社会性的私人情感。 生存于这个世界，我们所需付的门票要比我们想象的要贵很多。奥可塔维留.帕斯有句话，“在20世纪各项伟大的起义中，爱情缺席了……”，我现在开始明白他想说什么了…… May 28 骂的就是你我记得一个台湾新闻主播在节目里有感于大陆企业家们的抠门，说过这样的话：难怪大陆人民会有仇富心理……
现在有人开始为中国企业家辩护了，所谓反对道德绑架，说什么中国企业家如何如何地身处夹缝。可事实上呢，“中国企业家”几个字在我们国家的语境里早就变味了——这种变为不是来自误解，而是很大程度源自他们自身的所作所为。 诚然，企业家们对社会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缺乏自律严重腐蚀了权力阶层，他们的炫富行为败坏了社会的道德伦理，他们的确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 他们的财富也并非像仅仅像有的人说得那样“来自企业家的自由创造”，很大程度上，他们不过是凭借了对底线的忽视和信息的不对称，他们就像闯入处女地的原始人一般，迅速渗透到那些肥沃的无人地带，然后粗暴地刀耕火种般地榨取着巨额的财富。 在他们起家的时候甚至整个过程里，他们的脚下都沾着破碎的道德碎片，那么在此刻，就不要怪人们会对他们道德绑架。平时攫取财富的时候占尽中国特色，困难时就呼吁国际惯例、文明规则，这样很无耻。 再说所谓的道德绑架，真的像他们夸张得那样能威胁到他们么，他们不是一贯地我行我素么？看看他们所制造的假货天国的美誉，看看他们所建造的令无数孩子丧生的豆腐渣建筑，看看他们一贯地对社会责任的熟视无睹，他们不是一贯善于在各种不确定因素面前左右逢源么？时下这点批评算什么？ May 23 印尼惨案十年5月12日那天，除了地震，还是佛诞日，而紧随其后的13日，也是一个不应该被忘却的日子——10年前的那一天，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印尼华人惨案，那是一场惨无人道的、针对华人的种族大屠杀。悲哀的是，在惨案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政府一再封锁消息，且置无数印尼华人的求救于不顾，至少没有拿出任何实质性的解救措施。从这一点说，那一天更不应该被忘记。
关于那场屠杀的原因，政府的宣传口径一致是美国和印尼军政府的合谋。但这显然是一些人想转移矛盾的说法。其实种族屠杀这种人类社会的毒瘤几乎在每个国家都发生过，而且从人类诞生的时候就有了。人是种非常不理性的动物，随时一触即发，互相攻击。当人类还居住在丛林里的时候，当两个陌生的部落相遇，结果就呈现极大的两面性，要么一方把一方带回家，拿出食物做朋友，要么当双眼刚对上的时候就开始互相攻击直到一方被灭绝。
假设人的内心存在友好和战争两个选择，就个体而言，总会有一个选择占上风的，更友好或更好战。于是当两个人相遇的时候，也就会产生两种结果。友好对友好，友好对好战，好战对友好，好战对好战。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一票否决的游戏，只要一方表现出好战，那么结果就是战争。也就是说，当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只有四分之一可能是和平的。这就是人际关系脆弱的根本原因，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纷争不断的原因——自然条件下（指没有法律、信仰等的约束时），战争的可能大于修好。
说以上这些，是想说，从两个人之间到一个社会内部，平衡是相当脆弱的，未必需要多大的阴谋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印度人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为逆来顺受的，但他们历史上也发生过1984德里洛克普里大屠杀这样的事件。本来在一起友好生活了上千年的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因为一起刺杀事件（英迪拉.甘地夫人被刺）而互相攻击。
回到印尼事件，真的只是美国和军政府合谋么？也许有吧，但只是因素之一。印尼差不多算是世界上种族最多、语言最多、宗教构成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又被荷兰、日本等殖民者先后统治，可以说整个社会内部就像一个火药桶。就排华情绪而言，早在18世纪荷兰统治时期就有了，比如1740年的红溪惨案。后来日本统治，他们既然在一边侵略中国，自然对印尼的华人也是铁腕对待。随手苏加诺时期中印关系要好一些，但苏哈托上台后反华情绪继续占了上风……
也就是说，在印尼历史上，基本上华人一直就是比较受欺凌的族群。可以说，历来就是印尼社会矛盾的缓冲口、替罪羊。就论98年，经纪上，那时候正在发生席卷整个亚洲的经济危机，政治上，国内斗争不断，苏哈托失去了局面控制力，国际上，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像印尼施压，要求经济改革来摆脱危机局面，但结果适得其反，印尼政府单方面提高电费、燃料费等，引发军民冲突。在这样的局势下，华人很不幸地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而如果要说为什么华人会处于这样的悲惨地位（不光是印尼，在全世界华人地位都很尴尬），恐怕就话长了，就像要分析挥之不去的排犹主义一样。原因是复杂且多方面的，但很显然其中也有华人本身的因素，比如不善于融入当地社会，喜欢家族式抱团，吃苦耐劳善于争取经济优势，信仰少数派的佛教或不信教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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