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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09 启示录看波诺谈波诺，米奇卡和U2主唱波诺的对话，波诺说他有时候会在脑子里听到一些旋律——可能是梦，也可能是别人的对话，米奇卡说，她也有类似的经历，比如看到一些比任何见过的画面都要美的东西。可是她不是画家，不能把它画出来，这让她很痛苦。
波诺对某些旋律也有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的美，但是要再现出来也很难，因为某些技术上的原因——比如他只是用和弦作曲，而当他试图找自己的乐队帮忙的时候，那些旋律可能已经走了。相反，波诺羡慕作为摇滚乐记者米奇卡的能力，她能将她遇到的写下来。尽管后者想必也有类似的困境，比如词不达意。再伟大的作家都有这样的时刻。
你所掌握的技巧总是不够，不能将你所遇见的那些启示保留下来。这就是永恒的困境，和上帝沟通总是很难的，所以大部分人都只是单向的，即使上帝给你启示，也无济于事。少数人能留存住一些，但总是只有一些。善于斟酌词句的，将之写下来，可挥洒色彩的，将之画下来，精通旋律的，将之谱成乐章，思维缜密的，将之转化成理论的构架，身手灵活的，将之转化成肢体与呼吸的套路……总需要某种技能，留住那些惊颤的天启。
梦境与启示，需要被回馈，不然有一天，它就会消失，上帝会遗忘充耳不闻者。
November 27 故墓已经说不清是从山西回来之后，还是搬来这个宁静的顶楼居住之后，每日里静寂的时刻突然多了起来。
每当靠在空阔而坚实的露台边，头顶着天空，一整片沉默、灰色的屋顶，远处高耸的大楼，楼体间断断续续的街道上三三两两的汽车蟑螂般迅速爬过，整个世界似乎只是一片没有诉说的背景。各个角落穿出的人就像树上结出果实与枝叶，随风浮动，没有生命以及与生命有关的意义。
每个人都只是另一些人眼前的风景，甚至，没有人，只有囚禁在一块块碎片般时空里的孤独凝视。如果有一天，地外文明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是否可以洞察到眼前繁复景色背后这等待已久的凝视。语言及其编织在语言里的密码，是凝视发出的声音。它们辨别、扑闪、接触、碰撞、标记、实验，百转千回的相认过程织成了许多故事，寻找的故事，擦肩的故事，厮守的故事，分离的故事，微弱的语言纽带维系着世界的运转，就像海里的鱼，一张嘴里呼出的海水进入另一条的肺。
不知道是海孕育了鱼，还是鱼召唤出了海水。每一条鱼对海来说都不重要，但失去了所有的鱼，海也将变得不再有意义。不断有鱼诞生与消逝于大海，来来去去都了无痕迹，除了曾经在某个温暖的身体内留存过的海水。人的消失也是这样，不是时间已到，而是故事已了——语言如浮萍般聚散，似珊瑚礁般沉淀，拼接、堆积、延伸，直到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直到已经无法在添加任何语言，或者已经不知该添加怎样的语言。
于是，世界最后，只剩下一个个可以将给自己听的故事，别人传诵的故事，不断被删减、添加的故事。有时，一个故事是另一个故事里的片段，有时，只能听见一个未完成的片段。 November 08 yes we can在昨晚那场突如其来的让我全身湿透的大雨之后，气温终于还是降下来了。一夜之间，街上随处可见的短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纽扣紧锁的外套。
在许多希波克拉底四液说的信徒看来，寒冷会让人体的脉管收缩，排走某些充盈的液体，让人体的密度增加。而更致密的密度可以增强抵御元气无序渗透的能力，从而让灵魂保持思想和欲望的井然状态。或许是受制于最近温度的阶梯式降低，最近内心似乎突然平静下来，就像风暴过后的海面，没有一丝波澜，也没有说话的欲望。这几天换着不同版本的amazing grace在听，这首歌让沉寂感更加浓重。
金融海啸仍然在不断冲击着全球的经济、信心和未来，奥巴马的当选或许标志着希望的反击，我想整个世界都期待他成为又一个罗斯福。很多媒体不约而同的开始在七十多年前那场有些相似的危机里寻找着启示和信念，沃尔特.李普曼那段话再一次被请了出来：
“要筑起一道抵御混乱状态的大墙，在这道墙后面，他将像在人类历史上其它凄凉惨淡的年月一样，把他的真正诚意献给无形的理性王国，而不是眼前的世界……世界总要前进，更多的危机会随之而来。但是，如果我们之中有人置身于世事之外，而不感到焦虑和过分担心，而是冷静并进行探索，并能回顾久远的过去，放眼于更为遥远的未来，那么，世界就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大多数人注定无法置身事外，包括说这句话的李普曼本人，他在大萧条前前后后的反复无常，很难说是在对抗还是加深危机的影响。但他起码是在为了更好的明天而战斗，而能给人更多勇气和信心的是，他上面的那个描绘是真的，在那面大墙后面，我们知道一定会有人——他们在哪里思考、斟酌、计划，并且有一天会推倒大墙，披荆斩棘的迎向混乱。
今天是记者节，作为记者的q昨天的博客标题是美梦成真，就奥巴马当选，她说“美国梦成真，全球弱者的美梦成真。事实证明，在那个国家里，一切都有可能。”是的，正如奥巴马在他的获胜演讲里动情地讲述的那位107岁的Ann Nixon Cooper的故事——一百多年来，她见证了一个国家所能经历的种种：绝望与希望，挣扎与进步，最好的时光和最黑暗的时刻——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不幸都可能发生，但一切不幸也都能改变，都会过去。
“我们能做到”，奥巴马不断地强调。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一个人给我说的类似的一句话：我相信你能做到，只要你去做。我也相信…… October 10 摇篮窗外的夜像照片一样安静，几盏昏黄的路灯、几扇被照亮的窗户稀稀落落嵌在均匀的夜色里，目之所及，皆是一片单调的色彩。想起了一幅画，墨黑淹没了整张画布，画家解释道，他画的是没有星星与月亮的夜晚，漆黑森林里的一只乌鸦……视线所不能叩开的黑暗深处，总有许多丰富的存在…… 我怀疑包括人在内大多数动物之所以是日间动物，并不是因为五彩缤纷的白天比起单调的黑夜更令人喜欢。恰好相反，动物们选择在白天活动是因为白天比黑夜包藏着更多的危险——在白天，更容易被敌人发现，所以动物们在白天不得不保持警醒，随时注意着周围危机四伏的世界，警惕着可怕的猎手，也随时准备把自己变成可怕的猎手。阳光为贪婪和敌意铺开了最广阔的竞技场，生灵们紧张兮兮地游荡其间。 白天的窥视与潜伏、追捕与躲藏之后，黑夜的羽翼渐渐张开，将世界揽入她安详的怀中。对大多数的生灵来说，黑夜意味着更加自由、更多的安全感，只有人类这种永不安分的生物才会破坏日与夜的和平契约，愚蠢地将白日的暴虐与妄为带入黑暗。不过即便如此，黑夜的凉爽、包容、沉静依然是不可动摇——就像海洋难以稀释，由此，短暂地休憩与安息才成为可能。 September 27 水母小S讲她有一次看猛男秀。现场非常high，最后那个猛男甚至把内裤都脱掉了。从那以后，小S说她很难接受一般的猛男表演——就是那些不脱光的表演。
“你知道，胃口被养大了嘛”她略带娇羞地说。 如果品尝到了生命的至高礼遇，那么就很难再忍受凡庸的生活。
脱衣舞男当然不算什么至高礼遇，至少对我不是，我是说诸如梅西的足球、奈保尔的游记、兰波的诗、桑塔格的文艺批评、Sopor Aeternus的死亡哥特这样的事物。
有时候，这样至高礼遇还包括：
一些人，一些遇过便再也难以忘记的人；
一些记忆，一些会像影子般永不分离的记忆；
一些时光，一些似乎不再流动、永远笼罩住此刻的时光……
September 21 生命那些单调的色彩最近突然对那些发生在极地的故事感兴趣，刚好看了两部电影，《南极大冒险》和《遥远的北方》，正好分别发生在南极和北极。
说起来，我更在乎的是极地而非故事。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里描绘过他的地理决定论，基本上，我倾向于附和他的意见。鞋底下面这块沉默的土地对人类的影响要比通常想象的更有决定性。身在此地而非彼地的意义像黑暗一样深邃、包罗万象、沉默却确凿。
在西方，白色象征圣洁，在印度，白色意味着高贵，在东方，白色献给了肃穆。包含在所有正面情感背后的情感是敬畏，一种对超越人力或想象之物的恐惧与苛求交错的复杂情感。冰天雪地的纯白世界会提纯、结晶这种情感，让它变得像冰锥一样锋利。要么美得令人窒息，要么丑得令人怵目。在看《南极大冒险》时，人很容易陷入到一种悲哀的情绪里，对于人性自私的憎恨，面对忠诚雪橇狗时的感动。然而如此赞扬雪橇狗的忠诚却又是建立某种自私的地基之上。有时候情感和道德就是这样荒谬。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里人的表现都非常肤浅，完全比不上那些雪橇狗业余演员们。雪橇狗们是在本色演出，而作为人的专业演员们似乎在艰难而徒劳地捕捉那些或许从未有过、或许早已失去的面孔。冰雪覆盖住了其他色彩，让扮演本身变得暗淡。
永恒之物总是单调的。宇宙就是黑暗，海总是蔚蓝。五光十色会将一切剪割得支离破碎，包括时间和生命。自然界里，越是多彩，就越是危险。而极地、蓝天、草地则以它们单调的色彩安抚着焦躁的人心。有的书也具有这种神圣的单调色彩，比如大部分印度人的书。那些素朴、严肃、颤巍巍、低垂、节制的文字，往往局促、规矩地贴着纸面延伸，将人带向一段段缓慢、寂寥的旅程。
从白色到黑色，生命是着色又褪色的旅程，死亡是斑斓退隐的终点。想起一个人，黑色仿佛从深井里喷涌而出，入侵了他生命的色彩。夏多布里昂说生命也许不适合他，死亡或许更为相宜。于是再离终点还有十年的时候，他就给自己选了墓地，那是在圣马洛港外一座名叫格朗贝的孤岛上。十年后，他被安葬到那里，没有墓碑，没有铭文，没有装饰，只有一块无名的方石，上面立着粗硕的十字架。那里靠近大海，一片和死亡相近的色彩。
很想做一件事，来祭奠生命里那些单调的色彩…… September 17 北极星前段时间她整理email，发现她自己从02年末到03年初跟Edward.W.Said的几封邮件往来，那时还在做记者的她打算访问后者。然而就在那几次短暂的联系几个月后，Said，那位最富有战斗精神的知识分子便因白血病而病逝于纽约了。看到邮件上那个著名的落款，她内心不禁泛起一些感伤。萨义德不仅是她一个失之交臂的专访对象，也是她很欣赏的作家。在得知她这个怅然的经历后，每次跟她对话时，我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她是我最喜欢的中文女作家……
如果说对老人的尊敬体现了一种对顽强生命力的敬畏，那么，对智识偶像的尊崇多少源自于我们自身在面对未知世界时的迷惘。我清楚地记得在关于奥运那些无休无止、铺天盖地、令人无所适从的争论风潮里，我曾多么怀念那些苏珊、萨义德、德鲁克那些清晰、坚定的声音。甚至有时候尽管知道他们会和我持相似的看法，由于他们的离开，对自己的观点我也变得不再自信，仿佛他们不再伫立在我的身后，仿佛自己不得不面对强大的敌人孤军奋战。
偏偏这个世界似乎正陷入新一轮混乱，2008年已经发生了太多前所未有的动荡与狂乱，奥运的疯狂尚未完全消散，一起毒奶粉事件已经开始让这个国家弥漫着丑闻与愤怒的气息，而更为严重暴风雨又接踵而至——本以为不会过于严重的美国金融危机几十小时之内急转直下，华尔街五大独立投行半年之内已经倒闭至第三家，全球金融市场风声鹤唳，1930的梦魇似乎正在回归……
要在一片嘈杂之中保持正确的判断并不容易，即使最为睿智的头脑也是如此。七十多年前，当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这个年轻的世界权力中心坠入到风雨飘摇的绝境，不但国民经济彻底崩溃，甚至一代人的性格都被改变了，威廉.曼彻斯特甚至这样评论，整整一代美国男人失去了男子气概。
看到奄奄一息的国家，很多人变得不知所措，慢慢地失去了驾驭混乱的勇气和判断力，以至于当真正的救世主罗斯福登场的时候，很多人都本能地反对他，包括一生都极少失误的沃尔特.李普曼和埃德蒙.威尔逊等人。罗斯福的一位朋友对他说，如果（新政）成功，他将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名垂千古；如果失败，他将成为最糟糕的总统。罗斯福回答说：“如果我失败，我就是末代总统了。”
牛市总会结束的。量子基金创始人之一吉姆.罗杰斯三年前在他的《热门商品投资》中提到，那时候他认为热门商品市场的牛市还会持续十年左右。直到上一周我想到很多人都还认为他是对的，全球正处于通货膨胀之中，然后一夜之间风云突变，现在通货膨胀的危险已经不可思议地被通货紧缩所代替。牛市戛然而止。现实世界真是比电影还充满戏剧性，只是，这样的戏剧性让人无法安心欣赏，因为历史上几乎每一次世界动荡，对身处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明天将会是怎样？如果金融危机无法遏制，这个国家能否以最小的代价忍过寒冬？还是继续像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一样，面对灾难时因为自身的原因而付出远比灾难本身更为高额的代价？
September 06 橱窗桥太窄，车队不得不停了下来，等待对面的车辆全部过来以后，再继续前行。中秋将至，八点多的天空里早已磨碎、消化了最后一缕阳光，夜深不可测，车头灯光下路面扬起的灰尘四散奔涌，仿佛一群被惊散的夜游昆虫。我摇下车窗，伸出手，一种闷热、滞重的压迫感顿时包围了整个手掌手背。赶紧缩了回来，摇回车窗，隔着因车内空调而冰凉的窗玻璃凝视着窗外黑色深处那些浅浅的阴影。
不经意间，一列火车无声无息地滑入了视线。因其所在铁轨刚好和我们所在的公路平行，且距离很远，它短短的旅程薄薄地裹上了一层专注、陌生、节制的韵味。我感觉自己正坐在街边咖啡厅的落地窗后，注视着一个步履匆匆、沉默木纳、面色凝重的似曾相识却又陌生疏远的行人走过冬日傍晚雾气溟濛的街道。这是一列客运列车，明亮洁白的窗户均匀地散布成笔直的一串，一条通体闪烁着萤光的海蛇游弋过深海。
海蛇扰动了记忆的波澜，巍峨山间的那些冷清的小站、色彩暗淡的站台、车厢内五湖四海的嘈杂口音、旅途的兴奋与担心、停留在起点思念、等待在终点期望……与火车相关的那些经历与回忆都涌了上来，堆积在胸口，沉沉的。
大部分时候我都不善于同回忆相处，那些不会挂有牌子、弄不清来龙去脉的记忆总是难于梳理，以至于当它们出现的时候，我的脑海会像眼前的书桌一样因横七竖八的书、荧光笔、打火机、U盘、钥匙、零钱而很快地陷入凌乱不堪。狼奔豕突的记忆比失控的桌面更可怕，对于后者，起身关门离去便可得以暂时的舒缓，而对于前者，却没有这样便捷的解难之门。它的破坏性也往往更加迅速、惊人，它们就像一群不安分的小孩，只需五分钟就可以颠覆整个世界。
在人可以遭遇的各种伤口里，记忆的伤口是愈合得最漫长的，且随时都有翻覆发作的可能。羡慕那些善于驾驭想象力的人，比如爱德华.萨义德，即使面对埋在身体内的可怕的白血病，他都可以做到不去想它而专注于有意识的生活。如此强力的自治，我想我需要很多年很多年才能练就。有时候不禁想，太敏感的人或许并不适合一个太丰富、太繁茂的世界——总会有太多触碰到伤口的因素。一个弥漫着不可遏制的扩张性的狭小世界上，人心的和平从来没有如此难以获得过。
一个对付那些难驯的记忆的方法是不断制造新的记忆，一层层覆盖上去，渐渐压住它们。只不过，和任何解决之道一样，这个方法的一个副作用是，那些美好的回忆也可能和那些不愿提及的记忆一样被压制、破碎、渐渐遗忘。鉴于此，有人才会记录（用文字、色彩或音符），记录那些珍贵的回忆，给他们挂上铭牌，以便在某个人生的时刻，可以轻易找回它。
最近有个想法，写博客只是存储不愿失去瞬间的第一步，仅仅相当于给那些挂上牌子的回忆一个小小的盒子，而要承载无数大大小小的盒子，让它们组合起来的时候更加连贯、更加清晰、更加富有意义，得造一个大大的架子才行——我需要一次具有磅礴野心的谋篇布局…… August 13 歌唱祖国  就像昨晚功败垂成的中国男篮，这个国家总不缺少那种一个糖果一个巴掌的能力，先给你希望，再让你失望。
下午在FT上看到，原来林妙可在开幕上的演唱是假唱，那歌声实际上是另一个叫杨沛宜的小姑娘的。因为决策者认为杨沛宜不够漂亮，会影响形象，所以只能让她屈居幕后……这件事十足令人愤怒，不仅仅因为这是一种欺骗行为，而且因为这是对七岁的杨沛宜甚至林妙可的极大不尊重——否定了前者的形象和后者的声音……
相比起这件事，当听说奥运开幕式那个大脚印烟火原来是电脑特技的，也许就可以原谅这样的欺骗了，虽然大脚印烟火是我最喜欢的环节……
很多年来，这个国家都被外国人讽刺为假货天国，为什么在奥运开幕式上也作假呢？这种明目张胆的歧视行为要发生在伦敦或者悉尼奥运会上，定会引起无数民间团体山呼海啸的抗议了……奥运本该是平等友爱的盛会，我倒想知道接下来的残疾人运动会要怎么搞……
这件事很快的影响在于，本来奥运有很多亮点的，也花了很多人很长时间的心血和汗水，但恰恰就是因为这些细节，可能葬送很多人的努力——事态正是这么在发展，全球主要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事件，影响非常恶劣，国际奥委会都出来澄清了，但显然RP已经败出去了……
讽刺的是，林妙可和杨沛宜两位同样可爱的小女孩共同表演的那首歌叫作《歌唱祖国》……
August 08 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水晶球遮得太久，聚集了太多期待的眼神，
今晚纱盖扯下，不同的人将看到不同的世界。
激情的狂欢，意见的葬礼，虚假的面孔，狰狞的梦想，
在宿命的十字路口，通往下一段宿命…… July 08 耶路撒冷之路她写了一个故事：
一个人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推开一座紧密的木门，踏进无穷黑暗的隧道，却并不感到惊悸。
“为什么要让我到这里来？”他沉默片刻，发问，“难道不是为时过早？”
“只是为了让你记住这扇门，等你返回。”他听到耳语，旋即在早晨的阳光中醒来。 想起了自己的那个梦： 我梦见在一片永不消散的迷雾里，有一个巨大地恶魔，他像一座山一样若隐若现地伏在沼泽的那一边。 无法看清他的面孔，因为没有人敢接近他，虽然沼泽中间也有路延伸至他所在的方向。 我带了一个人来到沼泽边，不可向往前的边缘地带，指着那团迷雾说，“瞧，恶魔就在那边，雾深处” 就在我们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一句耳语从背后传来，“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只有我听见了。 June 26 转弯 他欺骗了她——尽管是不得已的，伤了她的心。大概一年以后，他们重逢，在电梯门前，他试图跟她解释，但她仍然无法相信他。电梯门即将关闭，也许两人永远也无法再见了，她却说这样的话，“真希望从没遇见你”，剧情到这儿结束了，但可以想象他会被无尽的悲伤所裹挟，因为他还深爱着她。 扭转时空目前尚停留着科学家的推理之中，但有的话却可以起到几乎同样的效果——比如她那句“真希望从没遇见你”，这句话也许会整个地击碎他们曾经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令他们彼此再也无法重拾。她一定也是很伤心，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即使这样，这句话也过于锋锐了。 时间是线性的，无法快进也无法倒退，然而这条线会如何延伸，同样谁也无法预知。也许这条线会绕回去，和过去的某一点擦肩而过呢？也许就在那一点，双方看清了彼此的过去甚至做出毅然的一跃，重新投入彼此的生活呢？也许我们应该避免那些长远的计划和那些决绝的言辞。 不过多么有计划的生活，某种程度上都是盲目的。就像罗斯福在1933年说的那样，“我们有一种盲目走下去的感觉，因为我们置身激流，谁也不知道何处是岸”。对于这种人世的无常感慨，他是完全有理由的，如果他知道他说这句话三年后会发生什么的话。 1936年，当他再次准备竞选总统的时候，他遇到了很多强大的竞争者。朗格就是其中之一，可就在竞选的关键阶段，后者生出了许多不详的预感。在一次演讲说，他说他的敌人阴谋用“一个人、一只枪、一发子弹”刺杀他，然后由总统下特赦令赦免凶手。一个月多后的8月下旬，他又说，在下届会议中，国会就得服从他的命令了（暗示自己将当选总统），“如果我能回到此地的话。不过我也许回不了。天知道，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次演说了”。 这果然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说，9月8日，他在巴吞鲁日的州议会上，有一个人拿着一支枪，躲在议会大厅的大理石圆柱背后，向他射出了一发子弹…… “有那么很少很少的几个人，要是他们活下来，美国的历史跟现在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朗格就是其中之一。”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里这样评论到。这让我想起萨拉米斯海战里的提米斯托克利，这也是个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走向的人，没有他，整个世界恐怕都要面目全非。 历史是这样的诡谲难测，人生也是，总有些人，有些时刻，你无法想象他们没有出现过，会是怎样。
June 08 潜隐争论是一种容易上瘾的、愚蠢的偏执。占据上风的那一方往往输得更多——因为他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一个比他更愚蠢的人身上。流失热量的总是温度更高的那一方，热力学第二定律在这里幽灵般的闪现——在争论里，聪明者会流失智力、损失敏感。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这是一种刻意潜隐的姿态，一种“智力保温”的行为，一种防止敏感污染的隔离。E.B.怀特的文字行云流水温情脉脉，但他一参加公众活动就头晕脑胀胃痛。卢梭则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十分笨拙、敏感，这使他许多朋友的疏远了，他无法追求传统形式的成功文人生涯，唯一能使他平静的方法是隐遁乡间，避免日常外交。
“使用逃避这个词带有一种危险。这个词本身含有‘道义上不赞成’的涵义；它暗示回避和怯懦，暗示逃避本该正面相对的事物。可是避开不可能应对的情况，或逃避强大得无法向之进攻的敌人，并不是真正的羞辱。”马尔科姆.考利为迷惘的一代这样辩护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作家们把商业社会当成无法战胜的巨人，逃避成了他们笔下诗歌、散文、小说的中心主题。他们要么逃入艺术之中，或者“驾着一艘三桅纵帆船驶入南太平洋”，逃向巴黎，逃向非洲，逃向美洲……
比起逃进艺术、逃向巴黎、逃向原始，笨拙是一种更为隐秘的逃避、一场向内的逃避。这种向内的逃避构成了逃避者忧郁性格的一部分。在《单向街》的导言里，苏珊提到本雅明的一段经历：
本雅明回忆童年时和母亲散步，他母亲常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检验他应付实际生活的能力，他故意表现得笨拙和迟缓，固执地对抗这种检验，因此而更加强化了他本性中的笨拙(“直到今天，我连一杯咖啡都煮不好。”)和梦幻般的倔强。
本雅明为其笨拙作出解释，“我的比事实上的我似乎更缓慢、更笨拙、更愚蠢性，起源于那些散步，而且它还带来了另一个大的危险；使我觉得我自己比事实上的我更敏捷，更灵巧，更聪明。”而这样做的一个后果便是，“真正看到的事物恐怕还不到目力所及的三分之一”。
本雅明对笨拙的贪恋有一种升级的反应——他似乎流露出对生病的钟爱，大概是因为生病会让他显得比平时更为笨拙。有趣的是，奥罕.帕慕克小时候也是个爱生病的孩子，而且显然受其影响很深。事实上，在帕慕克甚至本雅明之前，早就有个人表现出对笨拙和疾病的贪恋，这个人就是普鲁斯特。作为世界上最忧郁的小说之一的作者，普鲁斯特“身心的疾病对他的意念和想象之影响，远比我们所知的为大”（埃德蒙.威尔逊语）。甚至他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是病态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同性恋，而在那个年代，同性恋是“无可救药的疾病”。
普鲁斯特本人则长期患有哮喘病，他的医生甚至说他的哮喘已经“变成一种心理上的习惯”。当后者建议普鲁斯特搬到一所德国的疗养院去治病的时候，他竟断然拒绝了，“因为我将一定不会去，就像吗啡瘾君子要戒掉吗啡一样”。习惯已经变得无法挽回，同样用埃德蒙.威尔逊的话说就是：
“很明显普鲁斯特已经习惯用他的病作托词，以逃避和世界接触，逃避要守时和与不相干的人见面的责任。他过人的善感性格一定使他多姿多彩的社交生活变得分外难过；他的病可以让他反客为主，在那些根深蒂固地势利但又同时拥有大胆而尖锐的智能的人的面前取得优势。他的病让他可以迟到，从而引起注意；然后再餐桌上穿着大衣，得到别人的怜悯；又或是索性不出现，激起别人的兴趣，令他们更好奇地邀约他。”
联想起我们自己小时候在生病向老师请假后的窃喜，普鲁斯特似乎一生都从未毕业，而笨拙乃至生病已经成为他终生的校外闲暇。比起逃进艺术或远方，笨拙似乎是一种平庸的逃避；而比起逃进麦克林精神病院，笨拙却显得更为平等和和平——毕竟，如果说生病是笨拙的升级形式，那么精神崩溃甚至自杀，则已经呈现出了一条笨拙的极端之路。
May 25 世上的路那个我很不喜欢的作家有句著名的话：“世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大概一个小时多前，电闪雷鸣，狂风夹着暴雨猛烈地撞击着窗户，又从没有关严的缝隙钻进屋来，落在我左手手臂上（电脑桌距窗户大概一米）。家人从四川发来短信，说下午有一次很强烈的余震，并且又开始下暴雨了。我看看窗外，这才注意到这边的雨已经停了，空气里的湿润正在稀释。这个国家太大了，为了不厚此薄彼，连暴雨都要来去匆匆。
乌云正在遥远的夜空里千里奔袭，这个天空像人心一样难以平静的夜晚，突然对那个作家的那句话有了一些新的理解——世上本没什么路，以至于太多人不得不拥挤在相似的道路上。
“我的内心更寒冷了”，肯尼迪遇刺的时候，63岁的沃尔特.李普曼这样写道，这句话也表明了当时整个美国的情感困境；而今天，汶川地震带来的悲恸笼罩了整个国家，几乎有人都变得更沉默、更茫然无助了——记者们拼命地去寻找故事、描述惨况以掩盖理性的不知所措，媒体毫不顾忌地互相引用转贴以之填充版面和民众急切空洞的内心，知识分子和专栏作家无奈地痛惜言辞的肤浅和无力，更多普通人则不得不依赖叹息、眼泪、愁眉苦脸来纾解悲伤和恐惧，而那些在天安门、天府广场竭力呼喊着口号的学生和市民，不过是绝望地在彼此身上呼唤一个冲淡孤独的回声……
灾难把大多数人们赶到了同一条路上，人们渴望彼此守望搀扶、同舟共济，以至于本能地拒绝任何异议之声——而这直接导致了本可发出声音的人逐渐陷入到了更深的哑默。于是，一些人开始离开大众行进的队列，毅然地回到自己封闭的世界。埃德蒙.威尔逊为那些踏上了离群的歧路的人做出了辩解，“……对于既不能科学地研究社会或企图改变社会，又不能讽刺社会，因为无法对社会产生兴趣的人来说，只有两条路可走，即阿克瑟尔的道路和兰波的道路。”
阿克瑟尔是法国作家维里耶（Villiers de L'isle-Adam）叙事诗《Axel》的主人公，他是一个“苍白得几乎容光焕发”，“由于多思而变的神秘莫测的”年轻人。他洞察了玫瑰十字会的奥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珠宝宝藏，遇见了一位在美貌、学识或高傲方面与他不相上下的年轻女人，她要求他和自己一同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或至少和她同度销魂的一夜——阿克瑟尔却拒绝了：他说服她，是她相信仅仅或者是徒劳无益的，于是两人纯粹出于对生活的蔑视而双双自杀。
而兰波的道路，他一直试图把二十世纪抛在后面，去非洲某个不知名的国度寻找美好的生活，重新开始，那样的国家，一定要远离当代的生产方式和现代民主制度。也许他还不仅是想抛去被他所怀疑的所谓现代社会，他也想抛弃过去的自己。1878年的春天，他取道瑞士、意大利语埃及，抵达了塞浦路斯岛。在哪里的石矿场找到了一份当工头的工作。不久后，他患上了伤寒，次年春天不得不回到家中。一个朋友问他还有没有写作，他以既不耐烦又轻蔑的态度说，“我已没有再做跟那回事有关的事情了”……
也许真的没有什么路，从生到死，无人可以豁免，尽头也都一样，中途，又可以有多少选择呢…… May 18 汽笛发音就像脸一样，是一种个性化、身份化的标志。当换一种方言或语言说话的时候，其实也换了一幅面孔、一种身份。伊顿公学毕业的乔治.奥威尔有句话，“英国人的[阶级]烙印是打在舌头上的。”，他的那种上等阶级的口音令这位一心要与穷人打成一片的作家无比困扰。就像他侄女对他的传记作家克立克说的，“他的一切疙瘩都来自这个事实：他认为他应该去爱他的同胞，但是他连同他们随便交谈都做不到。”
四川话与普通话之间差别，绝对谈不上拉开了阶级差异，但就我的情形而言，却足以区分开了两个迥异的象征化世界：一个急于逃离、弃绝却无法真正割舍的故土世界和一个与故土相邻、广袤、远非终点的旅途世界。如今耳边此起彼伏的广东话，则只是另一段旅途中的喧嚣的背景。旅程会继续，嗓音里也会留下淡淡的痕迹。我怀疑常在游走的人会有一幅改变得更加频繁的面孔，这样才会和他不断演化的嗓音相配。若真如此，如今我在镜子里那张模糊、迷蒙、渐渐遁去的面孔便可以得到解释。
过渡时期的面孔让我自己都感到陌生，以至于有时候感到一种力不从心的无法胜任。昨晚在发廊的时候，接到kiwi的电话，她说起这几日来的心神不宁，说起她的眼泪、无助、噩梦、志愿者的经历、构想中的计划，说起一个在震区失踪的同学……以前通话的时候，我们都是自然地说普通话的，即使三个月前在成都那个叫良木缘的咖啡厅里叙旧的时候，仍然没有讲窗外大多数人都讲着的四川话。
但在昨晚，我们都毫无意识地回到了四川话，离开四川五年又回到哪里一年，她的嗓音也几乎回到了五年前，那张我曾无比熟悉的面孔正像显影液里的底片一样渐渐清晰。而我自己，离开了家乡六年，操着夹杂了几地口音的生硬的四川话，一个难以摘下的面具，一张再也不回不去脸。所以，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从她的嗓音里看到了她哀伤的脸，她却无法在我沉默的时候，洞悉我面具下的自责和歉疚。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正如我毫不适应的四川口音，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蹩脚的演员，试图做到不露声色，但却左右支拙，最后弄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语言是言词与发声的艺术，萨义德说。电话里那几秒沉默好漫长，其实我当时最想说的是，“对不起，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句话带有强烈的舶来风格，不知道从那部好莱坞电影或者译本小说里来的。它在我脑子酝酿，然后飞速演习了一次，而后被否决了——用本已吊诡的四川话说出来定是怪异、陌生、突兀至极，讲出来没准像歌星假唱一样虚假。本应珠联璧合的发声与言词，这一刻却互相开火，让我的心声几乎变成谎言。
“我更觉得它是一声尖叫”，在《河湾》里，萨林姆对他刚从欧洲回来所看到的故国这样评价到；对我来讲，四川，以及我与那个地方过去所有的纠葛，哪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变成了一个不熟悉的发声。不管我试图多么努力地压迫喉咙，那些陌生的音节，那些不再熟捻的遣词，那些每每说起都好像来自体内另一个陌生人嗓音的句子，似乎再也难以重拾和亲近。 May 01 温柔的陷阱看到一篇文章，谈及韩日女人的温柔，并以大长今、阿信为例说明韩日女性身上更多地保留了东方传统女性的温柔婉约之美。
相比起来，中国女性就有些不够细腻、缺乏质感。
其实不光是女性，中国男性也显得没什么质感和魅力。传统撕裂后，新成长起来的都是干瘪、贫瘠、过渡世俗化的一代又一代。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并不喜欢韩日那样的女人味，因为那样的女人味更多来自传统的驯服，而非个性与人性的自然抒发和自由选择。 她们可能在某些时候让你觉得温柔，另一些时候那种温柔又很容易转变成一种死气沉沉的窒闷、平庸和琐碎。 没有教养固然粗鄙，但没有灵性与活力的温柔陷阱，更让人视如畏途。 April 28 腰眼不小心搜索到一段奈保尔的八卦：
2001年，英国作家奈保尔获诺奖公开感谢了他经常光顾的妓女们。他坦承，由于忙于工作无暇追求更体面的情妇，便只有在妓女的怀中寻求慰藉：“我无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为这耗费时间。如果你想引诱一个女人，如果你的婚姻在各方面都不如意，你就无法决定这样去追求，这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
马尔说奈保尔在这件事情上太对不起爱他的妻子了。的确是吧，作为妻子很难承受丈夫光顾妓院——虽然我怀疑这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一生中总会经历的时刻，但我还是不愿意对这件事本身做出道德评判，正如桑塔格所言，“道德是行为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特别的包含全部选择的大全。”也许普遍的道德没有感概少数人可以承受的选择，也许一般的道德并不是所有人都看重的形式。
在《旁观者》里，德鲁克有一章留给了一对很特别的夫妻——赫姆和吉尼亚，这对夫妻即使在德鲁克这本卧虎藏龙、风雷激荡的人物谱里，也算是惊世骇俗的人物。在某段，赫姆和他的养女安妮特成了一对恋人，而安妮特还是吉尼亚沙龙里的助手。安妮特很爱赫姆，甚至为之放弃了很好的工作机会。但当赫姆提出要和吉尼亚离婚然后和安妮特结婚的时候，安妮特拒绝了，她不愿意让吉尼亚难堪。而事实上，提出离婚的反而是吉尼亚这位原配夫人，她知道赫姆和安妮特的恋情——在他们的家庭里，不会有任何隐瞒，似乎比起不忠，他们更讨厌虚假。最后安妮特还是搬入了赫姆家，依旧是吉尼亚的密友，也是吉尼亚最好的助手。
很多人会对这种情形感到不可思议，正如长久以来风尘女子所遭受的抨击。但在我看来，大部分风尘女子比所谓的名门闺秀要纯洁得多，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也大得多，如果没有风尘女子，人类所有的艺术要垮掉一半。
没有风尘女子就没有小仲马和他的传世经典，也没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没有夏多布里昂和他的《墓畔回忆录》，也没有费尔南多.佩索阿和他的《惶然录》，海明威也写不出那么多伟大作，甚至他最后也不会自杀，纳博科夫、伏尔泰、本雅明、惠特曼、李白、柳永、蒲松龄、林语堂……这个名单差不多可以将整个文学史装进去……一代又一代作家从风尘女子哪儿获取慰藉、灵感、庇护、自尊、人际关系……文学是青楼孕育出来的，某种程度上，哲学，绘画，音乐的情形也差不多。
有趣的是，在古希腊，风尘女子的地位反而要比现在高很多，在那个伟大的哲学时代，妓女在皮肉生意之外，更多的是象征一种精神生活。可以想象，在全雅典男人都被苏格拉底的追问弄得哑口无言的时候，我们伟大的哲学家只能去跟妓女们探讨哲学问题了。
《NCIS》最近一集里，ziwa的腰，太sex鸟，果然是妖艳的腰眼啊。 April 14 内河刚才在老鼠版看到Elspeth的生日贴，才知道今天是队长的生日。本来想留言说点什么的，打了一大段，删了，就说了一句好运。没有说生日快乐。
前几天，多多问我生日几号，我没说，连顾左右而言他，很作地说了句，人生会有很多要命的束缚，而日期就是其中很大的一个。
现在真是不care过生日的，事实上，几乎对所有的节日、纪念日都有抗拒感。日历只不过是先人们处于对自己大脑的不自信、图方便发明出来的工具而已。可在如今，这个工具几乎要反过来把发明它的主人变成奴隶，它满脸狰狞地在每个人后面穷追不舍，令世界疯狂运转，令人精疲力竭。
出生的那天，我们只是从父母的口中得知，其实没有多少具体的概念和记忆。而死亡的那天，一些人被疾病纠缠得神志不清，另一些更不幸地在不期而至的灾难前瞬间褫夺，大多人也都难以清醒地离开，由此，离开的日期也变得扑朔迷离。
于是，人生往往变成一条沙漠里的内河，没有明确的开始，只有难测的结局……
April 05 夜行“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他们”是指东方人。 统计学描述整体趋势的时候很有效，但具体到个体，很多时候却是力不从心的——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心存侥幸的安全带。然而这一次，体现得文学家多过思想家的马克思却令人沮丧地精准和正确。我没能逃脱了其归纳法的阴云——在过去的很多天里，我有过很多次试图描述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自己有很多观念需要澄清，很多见闻需要记录，很多思绪需要梳理。特别是在内心的惊涛骇浪落潮之后，我多么想诉诸笔墨，将那些动荡不安的时刻记录下来，将它们变成生命里一段清晰整饬、可以随时观看审视的回忆。就像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里提到的，通过对所拍摄苦难的观看来获得那种豁免灾难的感觉一样，我相信那些经历不管的当时多么滚烫而难以忍受，当它们被呈现于字面之后，它们总会晕开、平复、慢慢变冷的。 可是我却没有找到合适的节奏和叙述技巧来展开对那些晦暗而扭曲的时刻的描绘，而那些梦魇般的时刻就像没有被符咒所降伏的恶魔一样，一遍又一遍地不期而至，让我孤独崎岖地生命之路上留下一座又一座由痛苦构筑起的黑暗驿站。一位英国学者、批评家弗兰克.克莫德曾对奈保尔的自我关注颇有微词，他委婉地批评道：“我曾想，太多的一本正经的自察可能会损害一位天才”，可这根本不是什么一本正经地自察，这是一盘你死我活的与魔鬼对弈。 去年冬天的某个夜晚，桑桑在电话里向我推荐一部电影——金.凯瑞的《美丽心灵之永恒阳光》（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在哪部电影里，男女主角为了逃避感情记忆被抹去的可怕后果，做出了很多万不得已的选择，其中最有效地就是躲进国王情感经历里最痛苦、最不愿记起的回忆中。那些我最想再现（以文字再现而豁免于真实再现）的魔鬼时刻就呆在类似金和他女友所躲进的那些最后的堡垒里，它们平时隐没在幽暗的记忆国度，然而却又如此真实地存在，它们圈地为界，吐出浓重地迷雾，让自我审视、游历的目光难以穿透甚至怯于接近，给本该波澜壮阔、一望无垠地过去留下一片片不堪回首的虚空。 刚才这些叙述算不上向虚空进发的浅浅努力，它（对庞大的敌人来说仅相当于一枝渺小而无关痛痒的箭）仍然无可避免地穿戴着一些引语，犹如木棍力有不隶而需要装上铁的箭头，这正应了萨义德所归纳的“东方无法描述自己，所以必须由别人承担起这一职责，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我私人的回忆与叙述需要粘附在一些他人且往往是无关的人的叙述上，例如刚才在自察上我不自觉地与奈保尔同病相怜。还有更直接的——我一直认为我生日与奈保尔生日仅一日之差是我与其兼具忧伤缓慢的叙述与正直的洞察方式一见如故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整体论的迷信者，我深信缓慢与细致（不说细腻是因为我讨厌腻这个不洁的词）是我渴求抵达的境界。我在想这种缓慢与细致意味着什么，也许意味着力量——在仓促、盲目而激进的世界里，只有庞伟的力量才有缓慢以及随之而来的细致的可能。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速度的急升可让时光减缓。也许速度的极致可将时光囚禁，带来永恒。所以，我将每一次细微的变化与行动视作整体运动的一部分，而中心的欲求则外化为形式的本身。也因此，当我在《论摄影》里读到这样的句子时才无法抑制地喜出望外。在最后一章里，苏珊写道：“一生也许可以用片刻的外表来概括。而外表的一次变化也是本人的变化，因为他拒绝假设在这些外表背后还有任何‘真’人”，这其实是巴尔扎克的理论，在他看来，日常生活的随便和琐碎的细节里埋藏着整个历史和心理力量的密码。 形式，诚实而单纯的形式，没有较之更重要的东西了。得出这样的结论令我自己都有些吃惊，因为它意味着我生命的历史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发生的重大的转折，也许还意味着更大的转折和更远的后果。无数次经验的碎片开始汇集在一起延伸出纵横交错的线条，进而在我脑子里制造出了一些图景，呈现出了一个勿需回头的世界。
March 27 琥珀在论坛看到两个朋友讨论二战的东西，他们对于六十多年前那张战争的了解程度令人惊叹，他们对于某些细节的关注犹如透过googleearth观看街道建筑般不可思议。太羡慕他们可以对一件事物倾注如此浓烈、持久而理性的热情了。我就做不到，感觉自己在爱好上过于朝三暮四，从来无法对一件事物保持长久的喜爱。
我对待一切都是不可持续的、浮光掠影的，无论情感和理性都是如此。我的思想、灵魂似乎永恒地流亡于身体与生活之外。对于这种无根、漂浮的状态，我找了很多理由，意志力薄弱，缺乏引导和训练，拙于感受而长于忍受，巴拉巴啦。
最新的一个是（过年，面对着似乎体内藏了一个小核电站般活力无限的桑桑的时候才找到的），也许自己生命力比别人要微弱，所以不适合拥有激烈的情感，也不适合在一件事物上孤注一掷。别人是太阳，可以恣意燃烧，而自己只是琥珀，若隐若现才是应有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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