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波诺谈波诺，米奇卡和U2主唱波诺的对话，波诺说他有时候会在脑子里听到一些旋律——可能是梦，也可能是别人的对话，米奇卡说，她也有类似的经历，比如看到一些比任何见过的画面都要美的东西。可是她不是画家，不能把它画出来，这让她很痛苦。

 

波诺对某些旋律也有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的美，但是要再现出来也很难，因为某些技术上的原因——比如他只是用和弦作曲，而当他试图找自己的乐队帮忙的时候，那些旋律可能已经走了。相反，波诺羡慕作为摇滚乐记者米奇卡的能力，她能将她遇到的写下来。尽管后者想必也有类似的困境，比如词不达意。再伟大的作家都有这样的时刻。

 

你所掌握的技巧总是不够，不能将你所遇见的那些启示保留下来。这就是永恒的困境，和上帝沟通总是很难的，所以大部分人都只是单向的，即使上帝给你启示，也无济于事。少数人能留存住一些，但总是只有一些。善于斟酌词句的，将之写下来，可挥洒色彩的，将之画下来，精通旋律的，将之谱成乐章，思维缜密的，将之转化成理论的构架，身手灵活的，将之转化成肢体与呼吸的套路……总需要某种技能，留住那些惊颤的天启。

 

梦境与启示，需要被回馈，不然有一天，它就会消失，上帝会遗忘充耳不闻者。

 

 

 

 

刚才跟多多聊天，聊起张克帆和欢欢的故事，她说她上周在一个店里看到一件T恤。

 

衣服上面有附图，下面画着一只猩猩，上面不断演变演变，演变出外星人、雪人、人类、猩猩四个分支，旁边写了一句话：

 

我们不可以改变过去，但我们可以改变未来……

 

我让她回去店里把这件T恤买下来，她爽快地答应了，还说下个月会让人从西班牙把这件T恤带给我。

 

 

——张克帆 欢欢 《两个世界》

 

小钱钱说：一瞬间的快乐，会胜过永恒的悲伤……

 

真希望照片上的两个人能走到一起。

 

 

在巴尔扎克那个别出心裁的理论里，他认为身体是由无限系列的“幽魂般的影像”构成的，即一个人是各种外表的总和，外表的一次次变化也是本人的变化，只要予以适当关注，就可以使这些外表产生出无限层的意义。过去的几天，两张照片及其之中呈现出的外表，构成了他23岁生命之初最深刻的遭遇、形象与意义。

 

第一张摄于罗萨里奥兵败之后，照片中央的他正在向更衣室走去，可他和身后三位队友之间的角度不太一致——他的行进方向并不十分正确，这种与大部分队友的偏离几乎是他之前比赛的一个缩影。同时，与身后小马的悲愤（微微架起的双臂）、贝隆的失望（低头与耷拉的双臂）、奥塔门迪的错愕（伫立与张望）不同，他错乱的脚步与搜寻的眼神背后，更多是深深的无助与迷惘。年轻、强韧的好胜心、沉默的自负、过去一个赛季俱乐部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一切让他在失败面前更加手足无措，更加失魂落魄，更加伤痕累累……

 

他或许会后悔赛前发500张票给他罗萨里奥的亲友们，比赛结束哨声吹响的时候、照片上定格的那一刻，我猜他正在寻找看台上那些熟悉的面孔，给他们一个歉意的低语，或者，仅仅是记住那些担忧多过失望的脸庞……

 

第二张是球队抵达亚松森的夜晚拍摄的，他坐在大巴上，输球后的几天，球队进行了严格的封闭式训练，他妈妈的探望都未能如愿，这张照片差不多是他几天来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照片上的他穿着训练服，靠在窗口，右手盖在嘴边，眼神平视，这样的动作大概已经一动不动地保持了很久，整个人沉浸在平静的失落深处，内心似乎交替着绵延不断地自我审问。离那场梦魇般的失败，他尚未走出多远。接下来对巴拉圭的比赛，跟大多数队友一样，他渡过了惊魂不定、茫然无力、充满挫败的九十分钟。

 

两场预选赛结束，他很快回到巴塞罗那，那里的球迷打出了欢迎回家的标语，给这个战败的蓝白10号以英雄般的欢迎与亲人一样的接纳。而留在他身后的阿根廷，正酝酿着前所未有的舆论风暴，风口浪尖的争议潮水般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登陆。惊涛骇浪里夹杂着前所未有的讽刺、奚落、恶毒的猜测……

 

“时间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使一切不至于同时发生，空间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使一切不至于发生在你身上。”他身上的遭遇，让康德的时空观变得不再能抚慰人心，一场与另一场，主场与客场，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却发生着同样的失败。曾经的寄托与期待，希望与梦想，大半已经滑下悬崖，颤颤巍巍地在万丈深渊的无尽引力下挣扎。他的球技、誓言、提前归国的苦心、甚至更换球鞋的美好期待，在可以预期的对手和无法估摸的蒙昧指令之间撕扯得粉碎。对巴西的比赛打到最后充满了悲壮，就像萨卢斯特笔下那个反抗罗马元老院的喀提林在最后一战中所做的那样，当察觉到战败难免，他一次又一次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冲去。只是，战死的喀提林被后世拜为英雄，而他，却成了失望球迷与媒体清算的靶心。

 

作为一个习惯于几乎有点自我隔绝式的沉默的人，面对他信赖的一位记者朋友，他坦言自己并非领袖，也没想过要做领袖。从他上赛季还在俱乐部竞争队长的位置来看，他的话更接近另一层意思——更倾向于认为刚满22岁的自己尚未到承担一个领袖责任的时期，这并非来自信心的缺乏，而是他开始认清现实，意识到决定游戏规则的除了实力，更有一种叫做资历的背景。

 

向现实妥协，这是大部分理想主义的终极归宿。而他，从打破西甲进球球员最年轻记录开始，到世青赛一鸣惊人、世界杯锋芒毕露、再现世纪进球、成就俱乐部百年未见的三冠王伟业……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有着过于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球迷在他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盘带目前瞠目结舌、顶礼膜拜，记者绞尽脑汁的描绘与称颂，他被视为与巨人搏斗的精灵，伟大之中的伟大，来自另外星球的球员……而两场黯淡无光的预选赛之后，从俱乐部的天堂跌落到国家队的地狱之后，一夜之间，他成了被罚入人间的天使，前尘往事转头空，他需要捡起破碎成片的内心，重新开始。

 

他在痛苦的蜕变中重新审视自己，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做那个只顾踢好球甚至都不用回顾自己比赛的单纯孩子，他开始明白，在一项集体运动里，是不存在神一般的全知全能者的——这或许是他于哀鸿遍野之中的最大收获，这种精准理解会如同他细致入微的带球一样，帮助他走的更远，在熄灭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理想之后，在另外的层次与意义上，实现更大的英雄梦想……

 

永恒之城的欧冠决赛赛后，他说过一句话：“这一年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时间会检验我们今天取得的成果，会诠释它的意义……”，是的，Leo，无论现在在你身边发生着什么，争吵、吹捧、中伤、怀疑，坚持自己所做的，保持风格，仿佛经典与传统之承袭，保持轻盈，踩着波浪旖旎而过，保持快乐，笑面所有的磨折，其它的留给历史去诠释吧，一切因你而值得。

 

 

在玉娇龙跳下武当之后，在字幕出现之后，在李玟的《月光爱人》唱完之后，在片名作为字幕的终结出现之后，在整部DVD时长的最后一秒，出现了一个画面，画面上是玉娇龙和罗小虎的背影，他们站在新疆绵延不绝的红土之前……

 

看起来是罗小虎最后的许愿达成了，那个传说再次应验。然而这样的场景只适合摆在最后一秒，电影院急匆匆返回现实的观众没有几个会有耐心等到这一刻，对观众而言，没有看到这最后画面的结局才是最好的的结局，这个美好的镜头是如此的虚幻，几乎有点突兀，罗小虎讲得毕竟只是个传说，一个犹如挂在苍穹般不可触及的传说。

 

在这部《卧虎藏龙》出现十年之后，今天才是第一次完整地看完。李安不愧是深谙中原文化的大师，从喜宴、推手、饮食男女一路走来，电影圈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把这样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讲得如此浪漫、真实和饱满。他的多重文化身份赋予其叙述一种儒雅的节制、通透与分寸感。他在卧虎藏龙地复原了一种青花瓷般——对于普通国人来说是渺远的，但却具有永恒的象征意义——的中国故事。对于只有两个小时的电影而言，里面的悲剧冲突理所应当的是清晰、醒目、令人扼腕叹息的，然而对于电影之外的观众而言，这些悲剧不过像是碧眼狐狸那九转紫阴针的毒，它流淌在每个人的血脉里，逐渐地从里而外浇灭生命与灵魂。

 

玉娇龙说“我看不到天地的边，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李慕白说“我们能触摸的没有永远”，愈秀莲说：“我虽然不是出生于你这样的官宦人家，可一个女人一生该服从的道德和礼教并不少于你们。”，罗小虎说“可是我每前进一步，就会有人认出我来。”每一张面孔都纠缠在悲剧里，玉娇龙的悲剧是孤身上路的茫然，李慕白的悲剧是无法卸下的规则重负，愈秀莲的悲剧是男权世界里纲常，罗小虎的悲剧是边缘世界的疏远，他们又生活在同样的世界里，互相依存、牵制、寻觅、远离……

 

他们都做出了挣脱悲剧的努力，玉娇龙抛下婚姻、离家出走，李慕白退出江湖、交出宝剑，愈秀莲放下包袱、步步接近，罗小虎只身赴京、寻找真爱。然而结果却是，玉娇龙先后失去了给她梦想的先师与承载最后希望的导师，李慕白临终醒悟，卸下最后的枷锁时却为时已晚，愈秀莲等来了梦寐以求的告白又马上得面对爱人的永逝，罗小虎找到了最亮的星，她却幻灭于无常、沉落于万丈……

 

抛开本文开头提到那个跳脱的画面，四位主角只有两位活着，愈秀莲与罗小虎，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句台词分别是，“无论你对此生的决定为何，一定要真诚的对待自己。”和“心诚则灵”，这也许是对所有生者的祝福和解脱……

 

“就算跌进最黑暗的深渊，我的爱也不会让我成为永远的孤魂。”……

 

 

 

 

九十分钟，这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每周可以看到他的时间。

九十分钟之前：

我们也许在偏狭单调的办公室里进行索然寡味的例行公事；
也许在喧闹噪杂的学校攀比彼此之间的幼稚、单薄、狂乱的荷尔蒙；
也许在琐碎、程式化的家庭生活里忙碌、喘息、丈量无法搬空的责任；
也许孤身一人，让难以羁束的焦虑阴燃掉犹如烟叶般脆弱的理想与灵魂；
也许三五成群，抱怨着这个混论无序、变态荒唐、徒劳无望和充满挫败的世界；

九十分钟之间：

我们迅速遗忘了世界或被世界所遗忘，
在几十寸甚至几寸见方的屏幕上醉心于他的表演；
看着他矮小的身躯在巨人的丛林里穿梭；
看着他在电光火石间作出那些赏心悦目的动作；
看着他在草皮上滑翔、搏斗、摔倒、匪夷所思把球送入球门；
看着他惊险万分地在后卫锋利的鞋钉下逃脱；
看着他眼睛被撞出淤青、大腿渗出血印、韧带游弋于撕裂的边缘；

九十分钟之后：

我们心绪难平，狂喜、失落、震颤、哀伤；
我们迫不及待、心照不宣的分享，徒劳地辩论争吵，削足适履般的分析；
我们宣泄胜利的骄傲，仿佛参与过那场千里之外的角逐；
我们难抑失败的哀恸，似乎愿意倾尽微薄的所有去赎偿；
我们信誓旦旦、愤愤不平，比他回归沉默更缓慢地收回惊恐的心；
当比赛的硝烟散尽最后一丝，抽身回顾，我们惊觉自己逃出了比梦更远的距离；

为了这九十分钟：

十八年来，他在球场、四季、世界各个角落挥汗如雨；
他诀别热爱的牛肉与奶油，吞下永远憎恨的、难以下咽的菜蔬；
他与岁月竞逐，将他最激扬恣意的灿烂年华尽早地呈现给了世界；
他忤逆命运的造化，以矮小的身躯投入最激烈的竞技；
他独自消化伤病的侵袭，不断涅槃，磨练出日益精进的绝技；
他沉默地坚守自己一如碧池的球风，只为赓续硕果仅存的、无比绚丽纯粹艺术；

以上，就是关于梅西九十分钟的故事，相较一周而言，九十分钟是短暂的，一如他的职业生涯之于其漫漫人生。

总会有一天，他会离开我们的视线，走出镜头与屏幕，继续他下一段几乎不再炫耀、不再壮阔的旅途。

而我们，那时或许早已不再电视机前守候他，在报纸或网络翻阅关于他的文字，或许由于不堪忍受他日渐下滑状态心早就另有所属，或许已经疏远那九十分钟的游戏，或许因为禁锢于繁芜生活的深处都不曾留意到他的离开……

生日快乐，Leo~  你永远无惧独行……

我个人对这段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相信很多人也差不多，隔壁那个帖子不是说，连所谓的专家都报不出几个南京阵亡的将士名字。陆川显然也明白这一点。

 

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电影制片人是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中影是国企，92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有这个背景，这部电影的内容和主题就不会走出意料多远。

 

事实上也是这样，这部电影没有阐明那场战争或者屠杀的框架，也没有还原那段历史，虽然片名叫南京南京，却没有全景展现那座城市，那些天里一些很重要的事件也没说……有的只是不断地转换视角，跟一个迫不及待地讲故事的人那样，劈里啪啦爆出许多他最想讲述的细节和碎片。

 

不得不说，陆川选择的都是最牵动人心的细节——屠杀和强奸。而且他的呈现方式是截取式、片段式的——只呈现最直接最高潮的部分，不断地枪响，不断地尸体倒地，镜头在一个可怜女人和另一个可怜女人之间眨眼，撕心裂肺的哭喊和受惊吓的尖叫……就像一个来不及慢条斯理讲故事的人，只告诉你他所认为最关键的部分。

 

而他这样做的唯一理由，以及广电总局唯一能允许他存在的唯一理由，那就是上一堂历史教育课。提醒这个健忘的民族，七十年前南京那座城市发生了什么。毕竟以前类似题材的影像不多，毕竟七十年是个很长的时间，经历那段历史的人几乎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也许也是最后一个照片下面那行“小豆子依然活着”出现的理由。黑白影像是所有影像里最深刻的，因为它的超现实，因为它的强迫性，因为它过滤所有的多余色彩。

 

南京南京里的故事是虚弱的、浮光掠影的，它更像是一部残酷写真。陆川通过释放一场久远战争的回响，来拉开了另一场战争——同遗忘的战争，这部电影所能带来的所有震撼和讨论都源于此。这个国家对于那场战争几十年来的删减、涂抹、虚构、掩饰早就荒诞了历史，铲平了记忆。

 

当这个国家如今最需要振作，最需要站稳的时候，却发现传统已断、根基早残。于是，中国需要重新审视自身，需要接上那根伤痕老去的弦。国学、奥运、特色社会主义、儒家新演绎、中国文化年……再到这部看似独立，实则多方孕育的电影，都不过是茫然无措又苦涩摸索的尝试。

 

所有被这部电影震撼的人，心中都有一个隐藏的声音——原来事情是这样的，这么残酷，这么真切，这么难以承受。想象里的空白迅速被枪声、死亡、受难、废墟填满。可这本是一个庞大的事实，一章饱满的历史，一墙不可计数的死难者名字，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群体记忆……

 

七十年了，这个国家本该有汗牛充栋的记录、无数卷追忆的影像、系统的档案、不流于形式的纪念日、一群永不停歇地致力于讲述的人、领导者的信念与承诺……可是，这些都付之阙如，死去的那几十万人甚至到如今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所以，那些倒下的同胞没有面孔，所以，那些亡灵注定是被时间淡然拂去的青烟。

 

电影里第一次国人大规模出现是一群中国人拦住另一群要逃生的中国人；
电影里中日对峙的第一个镜头是一小撮手持枪炮的日本兵让一群手无寸铁的中国人纷纷举起耻辱的双手；
电影里最让人咬牙切齿的情节是一个中国人出卖了一群中国人；
电影里最沉痛的瞬间是一群被缚双手的中国人被密集的子弹砍到；
电影里最残酷的瞬间是日本人在外国人面前告诉中国人“你的国家已经战败”；
电影里最凄哀的镜头是一群中国妇女自愿被迫去充当慰安妇时举起的一只只苍白的手；
电影里最意味深长的瞬间是象征一个国家（日本）文明与传统的仪式在茫然无知的中国俘虏前展开；
电影里最后一个镜头是日本兵和中国人背道而驰，走回各自的道路……

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我们曾经败给了自己落后的文明，如今我们败给自己残缺的记忆和迷惘的内心……

 

不要管海报上的恶俗煽情，也不要管IMDB5.6的评分，甚至也不用管不咸淡的剧情，这其实是一部挺有意思的电影，主要故事设定在97年云南的一个凌乱、嘈杂的边陲小镇。

 

电影里的声音是越南话、云南话、张家辉蹩脚的普通话、低档音响里的路人歌声、张静初美妙的越南童谣、老Beijing牌电视机里97年中国对伊朗的解说、暴雨和溪水……

 

电影里的人物是一个智力障碍的越南小姑娘、一个潦倒的靠在路边赚一首歌一块钱的卡拉OK摊老板、一个经营越南小妹按摩的迷人老板娘、一个跟美军打过越战的独腿黑帮老大……

 

电影里的画面是喧闹熙攘的小镇夜市、破旧的招牌、农用三轮车、杂乱的建筑、不洁的街道、整面墙的风中着响的玻璃窗、铺着芦苇凉席的钢丝架床、素色麻布衣服……

 

电影里没有通常中国电影里的脸谱化反面人物、刻意逢迎的笑脸、阴谋诡谲、绕不开的血缘纠葛、愤世嫉俗的恬噪、可疑的正义力量、诉说与渴望……

 

甚至没有掩饰、没有欺骗——只有说出的和未说出的，电影里的朴拙、多余都以纯粹真实停在那里——勿需流露，只是平和而自然存在。

 

这是一部真诚的电影，一个真诚的故事，这种真诚令人忧伤，因为这样的毫无掩饰的真诚在今天几乎已经消失殆尽——这或许也是导演将故事放在十几年前的原因，尽管在场景上，在今天中国的有些地方依然可以找到，但人已经改变了……

 

所谓物是人非，就是《南京南京》海报上那些手挽手的中国士兵，已经难以毫无保留地去信任。这是一个执着于表达而遗忘了观察与发现的世界，留在我们眼中的梁木。

 

 

　　Have you ever seen a one trick pony in the field so happy and free?
　　If you've ever seen a one trick pony then you've seen me.
　　Have you ever seen a one-legged dog making its way down the street?
　　If you've ever seen a one-legged dog then you've seen me.
　　你有没有见过技穷的小马在田野上恣意奔跑？
　　你见过了那匹小马，你就见过了我。
　　你有没有见过断腿的狗在街道上艰难前行？
　　你见过了那条狗，你就见过了我。
　　　　
　　　　
　　Then you've seen me, I come and stand at every door
　　Then you've seen me, I always leave with less than I had before
　　Then you've seen me, bet I can make you smile when the blood,it hits the floor
　　Tell me, friend, can you ask for anything more?
　　Tell me can you ask for anything more?
　　你见过我，我站在每一个门前。
　　你见过我，我离开时又失去了更多。
　　你见过我，我用洒落的鲜血换来了你的笑容。
　　告诉我朋友，你还能企求些什么？
　　告诉我你还能企求些什么？
　　　　
　　　　
　　Have you ever seen a scarecrow filled with nothing but dust and wheat?
　　If you've ever seen that scarecrow then you've seen me.
　　Have you ever seen a one-armed man punching at nothing but the breeze?
　　If you've ever seen a one-armed man then you've seen me.
　　你有没有见过粗陋的稻草人塞满了泥土和麦秆？
　　你见过了那个稻草人，你就见过了我。
　　你有没有见过独臂的男人在与微风搏斗？
　　你见过了那个男人，你就见过了我。
　　　　
　　　　
　　Then you've seen me, I come and stand at every door
　　Then you've seen me, I always leave with less than I had before
　　Then you've seen me, bet I can make you smile when the blood,it hits the floor
　　Tell me, friend, can you ask for anything more?
　　Tell me can you ask for anything more?
　　你见过我，我站在每一个门前。
　　你见过我，我离开时又失去了更多。
　　你见过我，我用洒落的鲜血换来了你的笑容。
　　告诉我朋友，你还能企求些什么？
　　告诉我你还能企求些什么？
　　　　
　　　　
　　These things that have comforted me, I drive away
　　This place that is my home I cannot stay
　　My only faith's in the broken bones and bruises I display
　　这些曾让我宽慰的东西，我将要离开。
　　这个曾是我家的地方，我无法停留。
　　我展示着累累的伤痕，那里存留着我唯一的信念。
　　　　
　　　　
　　Have you ever seen a one-legged man trying to dance his way free?
　　If you've ever seen a one-legged man then you've seen me.
　　你有没有见过一条腿的男人试着翩翩起舞？
　　你见过了那个男人，你就见过了我。

 

——《The Wrestler》的片尾曲，奥斯卡最佳电影主题曲提名，豆瓣一个朋友翻译的。

 

看到一篇文章以管仲在齐国的治国成功和孔子在鲁国的治国失败来谈论实用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儒家的褒贬由来已久，我本人也深恶痛绝，但孔子在鲁国的失败和儒家思想的失败还是有分别的。有感于此，棉花有感于孔子、耶稣、默罕默德、马克思等思想家的理论弊端，提出“社会发展可不可能是先通过实践产生一整套可行方法，然后再通过抽取核心架构来完善理论呢？” 。

 

个人觉得人类长久以来正是这么做的，或者说，这是理念产生的一个步骤和方式。而一个治理一个社会或国家，还是应该先有一个理念比较好，然后再在理念的基础上找到一套在开放性和约束性之间达到平衡的管理模式。

 

因为每一个思想家的治国理念就是建立在分析和比较他所处社会、邻国社会、他之前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社会要运行，首先就得有套规范，然后这套规范通过不断地通过试错来改进，可改到什么程度算“可行”呢？谁来跟踪、记录、总结、提炼这套方法？谁来从中抽取出合适的理念呢？这就是一些思想家前赴后继做的事情，而且往往是单独完成自己的部分，属于个体工作（不然谁最后来拍板呢？）。

 

所以古往今来的不同的治世之道都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之所以实践后果有别，主要也由于社会和文明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本没有绝对可行、持久生鲜的理念。还因为执行过程合不合理、彻不彻底的问题。

 

回到管仲，他的那些磅礴思想也不可能是自己单独获得的，他的成功和孔子的失败，笼统地说还是个人能力的差异。而孔子、耶稣、默罕默德、马克思，中间两个是宗教领袖，他们的思想并非治国之道，他们四个也都可算作思想家而已，也都受到了前人的影响（耶稣和默罕默德的思想其实是集体产物，孔子有老师，马克思也受到黑格尔等多位哲学家的影响），并能算做“独家”。

 

再说为什么得先有一个理念，要知道，这个世界如今不在某个政府统治之下的地方几乎没有，而有政府的地方其实就已经有治理理念的存在了。而且要从已有的理念里寻找一个可以用或者可以改进再在用的，要比重新构建一个要现实很多。拿中国的情况来说，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共产党，他们的理念无一都是借来的。他们需要借来的理念来告诉处于旧时代的人们，他的理念为什么好——而说明好最有说服力的无非是别国有成功经验。

 

还有一个得先有理念的原因在于，我们都知道人治是不行的，得法制，即使实际上是人治的国家，它也也要打着法制的旗号。又回到管仲和孔子的话题，文章的作者强调了管仲的多方面才华，经济政治法学教育等等，我觉得这些被夸大了，没有谁这么厉害，或者说即使懂都达不到那个领域的专家水准，最多就是博学而已。但管仲的成功主要不是因为他博学，而可能是他确实有领导才能——跟很多成功的领导一样，自己不会做的事情，也能找到会做的人来帮他做。

 

至于说不空的理念和约束性、开放性之间的平衡，这两个放在一起说，可能还真不得不说，好的理念可能都是看起来比较空的，谈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只有这样，它可能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又有强大的约束性，这就像现代框架建筑的那些框架，一根柱子和另一根之间可能很远，可以容纳很多空间，但同时每一根柱子都很坚实，不可以移动。

 

最容易想到的例子莫过于美国《独立宣言》，就拿里面开始几句来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几句看起来很空泛，但是实则很有约束性，要真的维护好并不容易。而将《独立宣言》的理念变成治国的具体方法的就是《美国宪法》（再加上第一修正案）。前一个理念和后一个的宪法无疑是美国立国之本。

 

说到这里，想起昨天看的最新一集《24小时》，里面那个参议员对jack说了一句话：“……有时候我们不能不承受可怕的事情，就为了坚持理想（in order to uphold the ideals），这些理想是我们国家的基石。我们怎么能领导世界，除非我们自己是好榜样。”他这句说完的时候，jack冷笑了一下，看的时候也让人觉得说教了一点，然后细下想，他还真是对的。

 

 

手机闹铃准时在午夜两点四十响了起来，那意味着我该起床了，准备观看梅西三点开始的西甲二十六轮比赛。

 

和通常迅速地掀开被子跳下床不一眼，我犹豫了一下，犹豫要不要关掉铃声继续睡一会儿，这并不是因为感冒了，而是我正在做一个梦，而且梦里的那段经历正到了关键部分——我请求一个朋友暂时为我打开一个我本无权打开的储物柜，那里面有一些信件，信件上有关于她的答案，我苦苦追寻的答案，在现实生活里难以开启的答案……

对于一个每天睡六小时的人来说，梦境是他每日生活的四分之一。相比起光明下的四分之三，黑暗里的四分之一往往更加真实——

 

在梦境里，不用考虑饥饿、阴冷或炙热难耐的天气、冷酷的十字路口红灯、街上迷茫的身影和麻木的面孔、上司的安排、政客的谎言、被婚姻吞没、令人焦虑的印刷体、烟盒里的香烟总是不到一半、到结尾字幕才发现狗屁不通的电影、生活必需像燃烧的太阳般持续……

 

在梦境里，所有的事件不需要意义，它存在只因它出现；所有生命都是专注的，好像世上从未出现过欺骗；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眼前，而不是诡谲的背后；所有的言语都精准地指向它诞生时的意义，未曾坍缩、涂抹或泛滥；所有的色彩都是节制而安谧的，从不招摇、惊恐、咄咄逼人；所有的声音都井然有序，既不多余，也不遗漏……

 

现实里失去的，梦境带来了重聚；
现实里掩藏的，梦境将它释放；
现实里死去的，梦境让他重生；
现实里千里之遥，梦里执手相看；
现实里的不便提及，梦境里却安然吐露；
现实里的夙愿，梦境里的达成；
现实里的迷途，梦境中的指引；
……

 

是的，人不可能永远活在梦里，可是，人也无法只活在梦外。现实与梦境远非泾渭分明，它们互相对照、审视、渗透、躲避、憎恨、依赖。当未知、爱与痛楚像强盗般侵入现实，颠覆每一个支离破碎的时刻，梦境则成为了那最后的堡垒和净土，你在那里喘息、休养、思索，然后发起一轮轮生死未卜但充满希望的反击。

 

生命每一秒都是值得的，即使那只是梦里。

 

音乐评论家雷格尔是托马斯.伯恩哈德《历代大师》的主人公。

 

他定期到艺术史博物馆坐在展览厅里注视一幅油画，他认为只要下工夫去寻找，任何大师的名作都有缺点，而只有找出他们的缺点，他们才是可以忍受的。

 

他恨他们的同时又感谢他们，是他们使他留在了这个世界上。

 

但当他的妻子去世时，他才发现，使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久的其实不是历代大师，而是他的妻子，他唯一的亲人。

 

——多多过几天去英国，热爱古物的她说是要去大英博物馆（重点是埃及和中国馆）。在她跟我讲了她的计划后，我跟她讲了雷格尔的故事。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跟她讲这个。

 

黑白照片上的silya samerski靠在试验台上，那种在医院或实验室才能见到的白色大褂袖子挽了起来，她右手扶着额头，中指插入到了额间直立的短发里。三十几岁的她鬓间似乎有些许白发。镜框上面的额头微微皱着，显示着某种忧虑。围绕“基因”的一切即使还没有演变成骗局，也足以称得上笑话。作为德国最重要的基因遗传学家，她忧虑的是这个，我想。

 

“像教科书和科普论文中所描述‘基因’并不存在，‘基因’并非可以证明的事实，也没有有关这一概念的统一定义。遗传学家们使用‘基因’这个词时往往表示完全不同的东西。群体生物学家使用这一术语时与分子遗传学家或临床遗传学家所指不同。‘基因’不过是便于数据组合的一种结构，并不比算法中的X携带更多的信息。但在实验室意外的地方却成了什么，成了一种携带着未来信息的很重要的东西……”她说。

 

在看到她这么说之前几个小时，豆丁发短信问我在看篮球没有，火箭又在领先17分之多的时候末节崩盘输掉了比赛。同时，他表达了对晚上巴塞罗那比赛的不乐观态度。我想了一会儿对他说，似乎感情丰富的人总会喜欢上火箭、巴萨、阿根廷这样激情起伏的球队。一个人和他所支持的球队之间有某种气质上的相似之处。其实不仅仅是球队，喜欢的衣服、电影、音乐甚至爱人，你总会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在乎、看重它们，并很容易地对其它更广阔世界上的东西视而不见，或者失去判断。一切好像是注定的，在个体的宇宙里似乎也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冥冥之中主宰了一切。

 

对基因的着迷跟长久以来那些最卓越、最有远见的大脑对定理、法则、道的寻求并无什么不同，人们都想通过某种神秘的铜镜看到那支看不见的手上的掌纹。即使基因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一个千疮百孔的臆想的模型，但对决定我们自身现在与未来的终极缘由的追寻也不会停止。面对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人们总会不禁扪心而问，你是否被控制得太多？该怎样看待如此莫名地驯服？

 

想起Rolf Landua，这位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科学家说，通过世界上最大的强子对撞机，他们模拟的宇宙初始期正朝着大爆炸迈进，如果用时间标尺来表示，他们如今已经到达了大爆炸后的十亿分之一秒处。但这十亿分之一秒却足以让真相渺远得无法企及，他坦诚他们有太多的疑惑，比如最初能量的变化，时间与空间的结构……他们只知道一些规律，一些被遵从的规律。他谈到了一种人择原理的理论，该原理认为自然规律是为某种意义而创造的，其最终的目的是使生物进化过程成为可能，这些生物进化过程不断演进，最后这些物质团块，也就是这些电子群和夸克群，形成了我们所见到的一切。

 

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物质在考虑自身是怎样一回事。

 

 

从孩子到成人，一个家庭成员被其他的家庭或家族成员真正的接纳是从他与他们的身高拉近开始的。当你还是个孩子，你从家庭里得到保护、照料和宽容，而且当你的身体膨胀到某个他们认可的程度，真正属于家庭的那部分秘密、忧伤、责任、平等的交流才会像暗门一样向你开启。

 

我坐在一只里面盛有温柔地燃烧着的木炭的铁盆旁边，这些一边释放着让整个堂屋变得温暖的热浪，一边分崩离析、变成一堆灰白的粉末的木炭，据幺爸讲，是来自一位住在隔壁村的叔叔。他们家正在利用震后政府补助的资金建设新房，新房是全新的混凝土建筑，悬挂了几十年的木梁如今被肢解成无数截小段，在这锈迹斑斑的火盆里发挥最后的余热。几分钟前，满座夹杂着久远而熟悉的记忆的味道的下酒菜想必也是来自那些功成身未退的木梁。

 

幺爸的父亲，我称作幺爷的那个老人在离过年不到一月的时候去世了，并不严重的疾病突然恶化带走了这个刚刚经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的老人。去年见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还很硬朗，依然抽烟、赶集时步行上街、家族性大嗓门讲话。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一直叫我“老勇”，他这样叫我的时候，瘦削的脸上总是带着会让他嘴边松弛的双颊像波浪一样漾开的笑容。只有他和他的老伴、我的幺婆会叫我老勇，我想牙齿已经掉了许多的幺婆也那样叫我，大概是为了和他保持某种一致性。

 

对于他们这样称呼一个孙辈，我早习以为常——就像我舅舅叫我勇哥那样，虽然我只是过年才回家，一年也没有几次机会听到他们这样叫我。如今，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会叫我老勇的人仅剩下一个，我似乎才开始明白那个不常听到的称呼要比很多其他每天都会被唤起的称呼要重要得多。呼唤老勇的声音里失去了最醇厚、最欣悦的部分，关于那个遥远的故乡的古老恋曲，渐渐变成了残章……

 

幺爷的女儿女婿外孙们从外地赶了回来，他们中的有几个的我已经几年未见。大姨和大姨丈一家住在都江堰——那个被地震严重摧毁的城市，地震发生时，大姨正在街边跟几个牌友打麻将，这个在很多地方名声不好的游戏救了她——她如果在家，那幢八层老建筑倒塌的时候，她将很难短时间内从四楼逃生。因为处于街边，她虽然被塌下的楼板压住了右腿，但由于她娇小的身材正出于几个牌友的中间，而仅有单层的楼板也没有重到那么势不可挡，所以不幸中的万幸，在身体无法动弹四个多小时之后，她被从外面疯狂驱车回家的大姨丈救了出来。生性乐观的大姨丈还笑着补充说，他就知道大姨会在老地方打麻将，他走去废墟寻找的时候刚好踩到大姨的脚，而尚清醒的大姨也认出了姨丈的皮鞋。

 

在救出大姨后，姨丈还跟人一道救出了五六个被埋在废墟下的人。“要不然怎么办？不管他们啊？”，当母亲称赞他“还挺厉害”时，他这样说道。地震几乎将都江堰夷为平地，如今整个城市都要重建。新的城市将不允许建设超过六层的楼房，他们居住的那个曾经繁华拥挤的市中心于是再也容纳不下过去那么多人。大姨丈说，政府的政策是让孤老、失去了亲人的家庭、有重伤的家庭先选，剩下的诸如他们这样的家庭就只能迁往不那么中心的市区。“这样已经不错了”他说。

 

在火盆周围围坐着的十一个人里，我拥有五个称呼，幺婆叫我老勇，大姨和大姨丈叫我勇勇，二姨和二姨丈以及幺爸幺妈叫我勇儿，两位姨的女儿叫我勇哥，父亲母亲直呼我名。已经有很多年，我们这个大家庭没有这样坐在一起了。大姨的女儿已经长大得我已认不出来，她现在比我还高了。一年前过年的时候，当得知她想考英文系的时候，我还拿出朋友的例子鼓励她，如今她已经在一所省内的大学英文系就读。幺爸的儿子在重庆当消防兵，幺爷去世的时候他得到了一周的假期回来过，当我和他的父母谈其他的时候，他或许正在他的战友坐在一起。

 

当身处于他们中间，看着他们带有遗传相似性的面孔，我震颤于血缘的深邃与艰深，我知道将我们紧紧连接在一起的远不止外貌的枝节、口音的主干、一致的姓氏，对于从不曾离开的过往与即将奔赴的未来，我们有着大同小异的解读与期许。我知道，不管过多少年，走的有多远，人生的经历有多么不同，世界如何天翻地覆，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在我们说出的、未说出的那些话里，在我们彼此身上，有着我们存在且维持存在的所有理由。我们会永远地为自己，实际上也是为彼此而存在。

 

离家前的一天，姑姑和姑父也回来了，烟雨蒙蒙的午后，我和他们去河边爷爷奶奶的墓地拜祭，幺爷的新坟距爷爷奶奶的墓地不远，仅有数十步之遥，姑姑提议将带上的香纸匀出一部分，拿去烧给幺爷。踩着湿软的泥地都到黑色的新墓碑跟前，幺爷的黑白照贴在上面，一年之后，我再次见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安详的眼神，瘦削的脸颊，神情像旁边沉默的涪江一般平静。我接过姑父递过来的一根烟，点燃，吸一口，然后放在墓碑顶上。

 

幺爷，老勇回来了……

 

“我担心，有一天你爸老了会变得老年痴呆。”母亲对我说这话的时候，父亲正在调整货架上盒装酒的位置。

 

“怎么会？”我惊讶地问。

 

“他现在都不爱说话的，你有时候跟他讲半天，他也一声不吭。”

 

“可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不是说了挺多话的么？”我想起中午和他喝酒的场景，我们两父子喝完了一整瓶白酒。他讲了很多话，一如既往地嗓门很大，和他偶尔偷偷哼歌的细如蜂鸣判若两人。有的人嗓门大是因为音色高亢、天赋的共鸣技巧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的嗓门大更多是由于过于用力，仿佛铁锤般的喉结把声音砸了出去，不知道这是否是他早年当过教师的缘故——在那个年代，我清晰的记得他所任教的学校的教室窗户是没有玻璃的，有的只是涂上了红漆的铁栅。有过无数次，他的大嗓门、即使开玩笑也难以散开的严肃表情被不知情者视作某种不友好的反应，某种程度上这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我曾听有人在背后将他在人群里的庄重、较真、一丝不苟归咎于教师职业带给他的迂腐。

 

“那是因为你回来了，又喝酒的缘故吧。”我对母亲的判断没有异议，只是告诉她以后尽量多找父亲说话。在家的几天里，我主动凑近跟他聊天，内心深处，我真的有担心他随着年岁的增加而日渐沉默。在过去的人生里，总的而言，我和他在一起的日子要超过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但论及沟通的次数和时间，父子对话却远远落在了母子沟通后面。在某个神秘、功利的深处，我知道他爱我甚深，他对我的信任甚至超过了母亲，在他眼里，我似乎更为完整、广阔和坚强。他没有母亲那么多话语，也没有母亲那么多颠沛在泪水与欣慰间的经历，他愈是惜于言语，我内心激起的对他的钦佩、探究和疑惑就愈强烈。

 

每当看到他家里屋外忙碌，专注地做着那些琐碎的家务，永不厌倦地重复着每一个日夜，内心总会有一股感伤在汩汩流动。我是个很懒的人，从来不曾在洗碗、叠衣服、调整货架上一袋糖果的位置这种事情上看到需要认真履行的必要性。曾经在许知远的文章里看到过一个词——“日常生活英雄”，我想，父亲无疑就是那样的人。他和日常生活相处得如此和谐、井井有条，我想他不可能明白对他的儿子来说，日常生活就像战场，充斥的只有斗争与妥协、推进与忍让的荒诞把戏。我们对待生活的迥然态度几乎推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就像我坐在他摩托车后座的时候，在我总是猜度不尽的他的面孔和我探究、迷惑的视线之间总是隔着他厚厚的、永恒的背影。

 

一种无奈的距离感横亘在我和他之间，他的隐藏与不善言辞、我在观察上的笨拙与无知、相聚的短暂、岁月的无情迁延……这一切让这种距离似乎难以弥合，一种鬼影般的恐惧时常弥漫在我心头——我担心穷极一生都无法解读开他迷一般的沉默，担心绕不开他宽阔的背影，担心还没有走近他、他那些我尚不曾知晓的故事就已经跌入他深不见底的灵魂深处……

 

我担心这一切，除了因为我认为自己应该像了解母亲那样了解他，还因为我隐隐觉得，在他不曾表露的、迷雾般经历的那一头，有一面明镜伫立着，在哪上面，我能看到自己不曾发现的另一副面孔……

 

 

“刚才跟我妈通电话了，在电话上吵了一架。”回家前几天的某个晚上，在电脑上，我跟JL说。

 

“有什么好吵的？”她问。

 

“不知道，很多年聚少离多累积的互不理解吧。”这是我能想到最容易的解释，但却不是最合理的，我想。

 

在年夜饭的餐桌上，漫长凌乱的对话里，她提到了那些电话里的争执。“你知不知道你每次在电话里那样，我都会想，想你可能心情不好，工作不顺利，感情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她说。总会是这样，我知道，知道放下电话不是沟通的终结，知道每次母子之间的电话交谈会主宰她随后好几天的心情与心思。

 

对于一句话、一件事、一个表情莫名的猜忌、无边无际的延展、判断、重现、逃避与纠结似乎是母亲所在家族的传统，从外公、她到我，这种轻易地陷入细节的统治的缺陷——就像一个人往往没有对自身面孔的准确判断，其实我也无法确认这是否是一种缺陷——顺着血脉流传了下来，且有愈渐广阔之势。有时，一个细节就像宇宙爆炸理论里的那个最初的原点，它骤然的爆炸，会缔造出新的世界与时空，一切的一切都成了它的囚徒，疯狂与扭曲的囚徒。

 

“我有时候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心情不好，可是你在电话里那样却让我更加心情不好，有的话我都不知道对谁去说。”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平静，像一个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半个世纪的囚徒。

 

“我以后不会那样了。”我没有想过自己这句话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诺言，但我想她已经习惯了把我的话当成某种保证，或者许愿——尽管大部分都未曾兑现。她经常会地提起过我小时候说过的话，那些话大部分我自己都不记得。忍不住问过她，都这么多年了，她怎么记得那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她不知道作何解释，我也无法区分是她在我、父亲、外婆、其他亲属面前重复起那些经历是因为她真的对之印象深刻，还是她通过这种方式来不断地擦拭、保存、唤醒那些久远的记忆。

 

当她两年前的春节第一次得知我偶尔会写作的时候，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我应该把她的经历写下来。她说她这辈子经历了太多。我想起了瑞克.布鲁格谈起他写作《南方纪事》——那是一本关于他和主要由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兄弟四人所构成的家庭的故事——的时候，曾经问过他母亲，是否应该记录下那些往事，那些某一段会引起读者的一个微笑，另一段会催人泪下的往事，他母亲沉默了良久，凝视着窗外的景物说，“写下来吧，我已经沉默了50年。”布鲁格的那本书像一捆潮湿的秸秆一般在我脑海的某个角落阴燃着，让我一直惦记着是否需要有一天像他那样记录下一个同样是南方的普通家庭的那些并没有多少分量的故事。

 

布鲁格说他的那个写作计划拖了十年之久，这对我而言既是安慰又是警示，安慰的是我并没有一个急迫的催稿人，警示的是我担心自己十年后会忘却更多本已残破缺失的记忆。我遗传了母亲对细节的执念，却没有遗传她卓越的记忆力。曾经的家庭回忆，对她而言就像一幕可以随时拿出来重温的电影，于我，我却更像那部电影里一个演员，演过、上映过，落幕之后便很快淡忘……